“先是纳粹时代下的犹太人，然后是在美国谋生的难民，又投身行伍当了兵，所有这些经历并未帮我真正树立起自信。”基辛格曾说。
他错了。
军队的经历不仅使他更加美国化，还使他坚强起来。儿时创伤造成的不安全感依然存在，但从大战的硝烟中挺过来并且磨砺了领导才干的基辛格，已经披上了一层坚韧的硬壳和自信的光环。自信感加之不安全感，虚荣和着虚弱，狂傲不羁隐含着为人接受的渴望，所有这些贯注在青年基辛格人格中的复杂特性，终其一生都在发挥着作用。
“我经历了美国化的历程，”基辛格说，“这是平生第一次没和德裔犹太人生活在一起，我在军队里赢得了自信。”他觉得自己不那么害羞了，好像德国口音也没了，直到回家后人家提醒他完全不是他想象的那样。弟弟沃尔特说：“我们两个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开始扬帆远航，找到了真正的自我，时代帮了我们的忙。”军营生活使基辛格在个性和自我认同上吐故纳新，他不再参加犹太教活动，从犹太难民圈子剥离了出来。日益成熟的基辛格对父母的孝顺一点都没少，但距离感却越来越大，沃尔特说：“军旅生涯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个父母无法分享和理解的新天地。”所谓的自信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堵墙，随着天真和好奇崩溃后拔地而起的高墙。回国不久，基辛格给正在加拿大魁北克旅行庆祝结婚25周年的父母写信解释说：“要说有时候我显得疏远些的话，请记得对我而言，战争直到1947年7月才结束，我被蒙在鼓里三年多，我只能去战斗、争辩然后失败。我可能建立起了一种自我防备的心理。”
基辛格此后一生都有这种所谓的防备心理，而且他对周遭关系密切的人也都保持着疏远和一定距离。战争使他成熟起来，拓宽了他的视野，刺激了他的雄心，也扼杀了那个总是腋下夹着书本的菲尔特少年的学究气。天真、质朴和过于关注德行，所有这些在基辛格那里都变成懦弱甚至死亡的同义词。的确，就像他在山坡上俯视纽伦堡城时所说的那样，基辛格真的向青春时代挥手告别了。
1947年7月，基辛格做好了九年后第二次从德国乘船赴美的准备。24岁的他已经离家四载，在德国土地上当了三年占领者。他给爹妈拍了封自己即将返航的电报：“小冒烟儿”航班今晚到。“小冒烟儿”是只西班牙长耳猎犬，是基辛格在巴黎街头一家宠物商店发现的，把它放在行军袋里走遍了欧洲，现在形影不离。“所以电报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去机场接小狗，”葆拉·基辛格回忆说，“当时路易斯不巧生了病，工人也正好来给地板打蜡，我又没有汽车，只好搭地铁大老远地去机场。盒子里装着亨利的大衣，狗闻着主人的味就能安心坐飞机了。里头还有封信，说‘小冒烟儿’吃汉堡包和菜豆，于是我就用汉堡和菜豆喂它。”
离开德国前，身兼两个博士学位的普鲁士人克雷默又给了基辛格一个忠告：“你还得上点学。找个好点的大学，一个绅士是不会去纽约城市学院的。”这番话体现了克雷默的精英主义，很难说他说得对，不过和基辛格的新志向倒是对得上。
当时，大多数学校秋季学期已经开学了，但是哈佛大学对退伍的老兵给予特殊照顾，校长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一直是退伍军人支援法（G.I.Bill）的坚定支持者，他特地为此任命了一位顾问，以确保老兵们能进入哈佛校园。
基辛格的申请信中是这样写的：“为了习得一技之长为未来从事文学职业作准备，同时把政治史作为主要兴趣领域，我想我必须在自由艺术领域进行学习。”他在“个人简历”一栏中称“种族清洗迫使我全家移民到美国”，但他在谈论过去的生活时却又语焉不详；兴趣一项有“写作、古典音乐和当代文学”，最喜爱的体育项目是“网球、棒球”，宗教一项填了“希伯来”；至于室友，希望找一位来自中西部的，最好是23岁以上的。
基辛格同时还申请了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两所大学，最后选择哈佛的理由很简单：哈佛是唯一一家准许基辛格从二年级开始念起的学校。结果，这一待就是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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