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雷默在基辛格身上发现了——或者说他帮助基辛格培养了——一种保守主义精神。“亨利的历史学识，他对历史的敬畏，使得他非常尊崇秩序，”克雷默说，“他骨子里是倾向于保守主义的，认为维系秩序是国家的责任。”两人特别喜欢谈话，但只是学识层面的讨论，并非亲密无间。而且二人都愿意被奉承。“亨利，你绝对是天下无双，有让人难以置信的天赋。”老列兵说。基辛格当然对这种暗示心领神会，他便会虚心地向克雷默讨教有关历史演进的动力等玄之又玄的抽象话题。“他像挤海绵似的向我问这问那。”克雷默说。
但是，这两人的相遇也是两种利己主义的爆炸性结合。多年后，基辛格的启蒙导师当上了国防部顾问，他则回味到，克雷默动辄长篇大论的演说实际上过于自负。而克雷默也开始认识到，基辛格的雄心壮志和自我关注也是过度膨胀的。老克哀叹道：“我渐渐发现，那个渴求知识的年轻人同样也在算计着个人前途。”
实际上即便没有克雷默贵人相携，基辛格大概也会有出头之日。但普鲁士人的出现无疑加快了这个进程，并且给这个充满不安全感的难民青年注入了一种对自身超群学识的自信。他把基辛格那颗20岁、年轻敏感的灵魂引入了伟大思想者和哲学家的殿堂——斯宾格勒、康德、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启发他去探求自身思想的深度。从那时起，基辛格的理想不再是当一名会计。历史，而非数学，成为他新的爱好。
克雷默还鼓励基辛格增强自身的德国认同，坚持用德语同基辛格对话，让他学习德国历史和哲学。在这个过程中，克雷默根深蒂固的反共产主义思想也传递给基辛格，克雷默认为纳粹党人和共产主义者都是野蛮人。在他看来，社会秩序的崩坏极度危险，都给左或右的极权力量上台以可乘之机。
对基辛格而言，接近克雷默仿佛认了一位新父亲。他对普鲁士人贵族似的傲慢和极富传奇色彩的高谈阔论颇为仰慕，这些特质同样体现在他在哈佛的导师威廉·伊利亚特身上。克雷默带有强烈的路德式的神圣责任感，敢于为了追求抗争历史前进的车轮。他的个性为基辛格治疗不安全感提供了良药：基辛格学会了用克氏的故作勇敢去掩饰自身的不安定感，而这在今后岁月中很多时候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克雷默式的傲慢。
但是老师有一样东西没能传授给他的学生。克雷默视金钱如粪土，鄙视权位，不在乎别人对他接受与否，对传统的获取成功的方式方法嗤之以鼻，雄心壮志与他无缘。这并不是说他自我放逐，而且远非如此。他只是觉得哗众取宠或追求个人成功多少有些“功利主义”。多年后，他去哈佛看望基辛格，看到昔日门徒的书架上满是他和名人的签名合影，大吃一惊，咆哮道：“为什么这么干？！这样不合适!”克雷默现在可能发觉，早时对基辛格可能看走了眼，不过他对门徒曾经有过的疼爱和敬佩之情也随着憎恶一同增长起来：
他的动机可能比我当初想象的更为直接和富有野心。他还在反谍报部门时，就有人告诉我说这家伙很难相处，自以为是。基辛格有过艰辛的童年，而我没有，我知道自己是谁，而他并不然。基辛格一直有很强的权力欲，很明显，他总在寻求别人的认可。但当时，我眼中是一个如饥似渴寻求知识、渴望真理的基辛格，他想了解一切，而非仅仅那些对他有用的东西。过去和今天，他都是你所能想象得到的最有天赋的人才。上帝篮子中的才气总是公平分配的，但对基辛格，上帝把整个篮子都给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