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很少谈起那场大屠杀,不过倒是常常辩解道,大屠杀并未在他的性格上留下挥之不去的永恒伤疤。“那不是什么终身的痛,”他说,“不过倒是有一点:就是在集权体制下生活过,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只有一件事情,大概让他表现出某种愤怒情绪。他当国家安全助理后有一次要访问德国,结果波恩方面竟事先宣布说“基辛格将探望他的一些亲属”。“他们到底想搞什么?!”基辛格对助理们嘟囔道,“亲戚?我亲戚早就成肥皂泡了。”
但不管基辛格怎么否认,纳粹时代的那场灾难确实在他身上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弗里茨·克雷默(Fritz Kraemer)——一位离开德国、抗击希特勒的非犹太裔德国人,也是基辛格在美军服役期间的导师——对此评论称:“基辛格是很强悍,但纳粹仍然能破坏他的灵魂。长大成人的岁月里,他面对的是自己整个世界被生生扯得分崩离析的恐惧、一种他深爱的父亲被活活逼成孤苦无助的小老鼠的恐惧。”克雷默认为基辛格身上所有最具特点的个性特征都能从他这段时期的经历中找到些由头。“这种苦难的经历促使他去寻求秩序,驱使他如饥似渴地寻求别人的认同和接受,为此甚至不惜去讨好那些他认为在智力上根本不及自己的人。”
总是渴望被别人接纳、永远充满不信任和不安全感:这些都是对一个被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篇章颠覆的童年所表现出来的值得理解的正常反应。基辛格在社会和政治上为人接受、得人捧爱的渴望非同一般的强烈,以致他在很多时候宁愿在信仰问题上作出妥协。对于成人后的基辛格而言,如果他觉得因为自己太过固执于犹太宗教而无法融入四下的人群,便会产生不安全感,对此基辛格往往用半自省式的尖刻幽默来表现这种不安。只有在开玩笑的时候,他才会抱怨说市面上有太多关于他家庭背景的报道,非得把反犹情绪从阴沟旮旯里逼出来不可。
在基辛格看来,纳粹大屠杀摧毁了“上帝的意志”和历史进步之间的联系。这一联系处于犹太信条体系的中心位置,也是犹太教对西方哲学最重大的贡献之一。对虔诚的犹太教徒而言,历史本身只有同上帝的意志和圣洁的正义相结合,其意义才能为人理解。目睹纳粹暴行后,基辛格便放弃了践行犹太教。其后,作为哈佛大学年轻的学生,基辛格将学术追求作为探寻历史真意的替代途径。
基辛格的童年经验也使得他对周围的人抱有深深的不信任,这并不奇怪。他总是以一种自我嘲讽的姿态,拿自己那著名的多疑症和老是怀疑别人针对他策划阴谋等话题大开玩笑。美国著名政治家亨利·史汀生所信奉的信条是:获得别人信任的唯一途径就是相信别人,这是他在耶鲁大学骷髅会学来的。基辛格则反其道而行之,他的风格更像尼克松:对身边的同学和外部世界人等一概抱有出于本能的不信任。史汀生反对大兴间谍机构,说“绅士从不拆看别人的信件”;尼克松和基辛格则刚好长于此道,建立了一大套窃听机构,连最亲密的朋友也不放过。
大屠杀历史经验带给基辛格的另一份性格遗产,即在今后的生活中力避暴露任何个人缺点。这一信条不仅施诸于基辛格本人,也作为最基本的政治前提应用于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上。基辛格所至爱的父亲路易斯,其绅士风度和无可置疑的好心肠是出了名的,但这种美德在纳粹铁蹄践踏下,除了使他显得懦弱无为外毫无他意。基辛格成人后,不断依附于各种具有强势性格甚至傲慢自大的资助人,例如美军反情报部队中狂暴、自以为是的普鲁士人弗里茨·克雷默、哈佛大学那位夸夸其谈的“疯狂比尔”——威廉·伊利亚特教授,后来又有尼尔森·洛克菲勒和理查德·尼克松。
除了上述之外,童年时代在德国老家遭到社会摒弃的基辛格有一种获得他人接受的强烈渴望。许多人无法接受欺瞒行为,但基辛格总是希望赢得反对派的支持,结果恰恰总是导致欺骗发生。越南战争即为一例。一方面,基辛格试图让哈佛大学那些鸽派思想精英们相信,他是和他们站在一起的;同时他在尼克松面前却又不断提出强硬的解决方案,极力取悦当权的总统。又如,每当美国右翼势力对尼克松-基辛格提出的“缓和”路线大加鞭挞时,基辛格都会站出来好言相劝,讨好右派,但另一面却又向他的知识精英朋友们大倒苦水,对里根和里根主义者严词抨击。基辛格多年的好友、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对此评价为“渴望肯定的难民心态”。
基辛格的另一份童年遗产是他的哲学悲观主义。他的世界观是黑暗的,充满悲剧意识。他曾写道,美国人“从未遭过罪,很难理解一种建立在对未来灾难进行预测防范基础上的政策”。基辛格对斯宾格勒的“历史衰落不可避免”论采取拒斥态度,但他仍然相信,政治家必须积极有为,不断采取行动对世界秩序滑向混乱和不稳定的趋向加以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