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笑的是，富士康雇用的心理学家不久前还在说，富士康的自杀率低于人口平均水平。但郭台铭这次自己承认：他在舆论压力下亲自坐镇后，“已挽救‘几十个’员工的生命”。这也就是说，如果按照原来的管理方式，如果富士康得以在舆论监督之外全封闭运作，那么这“几十个”生命早已命归黄泉，富士康的自杀率就会远远超出人口的平均自杀率。
从郭老板自己的表述看，富士康简直就像个疯人院。这也非常明确地反映了他把自己的职工都看成是什么人。如果一个老板把自己的职工看成是一帮千方百计“碰瓷”的无赖，他对职工有多少尊重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果他居然能把这群乌合之众组织成世界有名的大企业，他就更会自我膨胀了。
“富士康的所谓‘分流’制度设计是，当某种产品的订单减少，高层一般需要裁减员工，譬如，将生产线从原先的3层楼压缩到1层楼。这时，那些平时‘调皮、不好管理、旷工、迟到、上班爱讲话’的普工可能首先被管理层‘清除’出去，被派到缺乏工人的生产线上班。”
“被分流出去的普工……到新的产品小组后，有可能面临工作量并不饱满的状况，收入会受影响。另一方面，富士康内部，不同的产品事业群之间，普工的资历不可累积。这意味着每到一个新部门，此前部门里积攒的经验、人脉等全部需要重新来过；更关键的是，新到一个部门的普工，当年的绩效考核和年终奖几乎没有，受损更大。”
郭台铭声称：“富士康所有的员工有不加班的自由，任何员工有被强迫被加班，他绝对可以上诉。”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个讨薪也会挨打的时代，为加班上诉会有什么结果呢？《中国经营报》揭示出：
“按照加班必须签订的加班志愿书，如果选择加班，那将整个月都须接受加班安排，而选择不加班，则意味着整个月没有加班的机会，没有单独某一天可加可不加的自由。按照法定工作时间出勤的收入，将会比选择加班所得收入低出一半甚至更多。”
“在富士康，高收入的代价就是出售自由。而富士康的‘优势’恰恰在于，作为高效率的制造业企业，对工人的劳动潜力开发得淋漓尽致。正如17岁的跳楼女工饶乐琴所说，要不停地看显微镜，将小物件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每天十多小时重复快速做着一样的工作。”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在职员工，这样描述他对工作的见闻：‘有一天下班回去的时候，几个同事在说自己最近是不是变傻了。反应比以前迟钝了很多，因为我们是搞技术的，脑细胞死得很快。’
“曾有一名中层干部在会议上讲：‘作业员（指普工）就是呆子，我们的机器要做到防止呆子制造故障。’”
……
这就是把没有退路的人放在绝境后的实况。
台湾传播管理研究协会理事长杨志弘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富士康的管理模式，有特别传统的台湾企业的痕迹：重视伙伴，不重视伙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