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的数据，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为6576美元。按此数用32%来换算一下，中国的最低工资线每月合人民币要在1190元左右。可惜，这个水平中国最发达的大都市也很少有达到的。当然，以美元购买力计算也许夸大了中国人均GDP的水平。那么就看看以人民币为单位的数据：广州市人均GDP在2008年就突破了8万元。如果最低工资被定在人均GDP32%的水平上，则相当于2130元的月薪。可是，查查网上资料，广州的最低工资线在2010年大幅度提高后，也才刚刚突破1000元大关，还不及32%的人均GDP这个标准的一半！
笔者在这里无意要把最低工资线定在人均GDP的32%的水平上。展示这些数据的目的无非是想说明两点：第一，中国的最低工资线比起经济发展水平来明显偏低。第二，最低工资线最初就是针对血汗工厂的，现在则主要针对的是学生工、小时工等临时性工作。
按照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惯例，大企业的工资标准至少应该是这个最低工资线的数倍。本田是个很好的例子。一位本田零部件公司员工晒出了工资清单：南海本田I级工资=基本工资（675元）+职能工资（340元）+全勤补贴（100元）+生活补贴（65元）+住房补贴（250元）+交通补贴（80元）=1510元，扣除养老保险（132元）、医疗保险（41元）、住房公积金（126元），到手的工资为1211元。若每月除去房租250元、吃饭300元、电话费100元、日用品100元、工会费5元，每月仅剩456元。这就使这些工人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
在美国如何呢？有人说，日本在美国的汽车厂家工资也很低，所以竞争力强。其实这根本不是事实。日本的汽车公司在美国设厂，工人年薪也在10万上下。之所以比美国的竞争对手略低，那是因为日本的厂子后建，躲开了生活费用高的地区，到了便宜低薪的南方建厂。考虑到物价指数因素，其实际工资水平和美国三大汽车不相上下。更何况，日本厂家在经济衰退时，不像美国的同行那样解雇工人，宁愿把不做事的人“养”起来，成为模范雇主，劳动力成本实际上很高。
中国本田工厂一位员工告诉记者，公司一个20多岁的日本支援者曾自称每月工资有5万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令人艳羡的补贴和福利。以部长为例，每月收入可达10万元人民币以上。“日本那边经常会派支援者过来，支援者吃住行全包，每天还有300多美元的补助，相当于普通工人两个月工资。”全加起来，日本工人比中国工人的收入高50倍。
这不过是体现了本田是怎么对待日本的劳工的。这已经不能用两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解释。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DP，中国为6567美元，日本为32 608美元，也就4倍之差。即使用美元面值计算，双方也就是10倍左右的差距。不管怎么算，两国员工的工薪也无差50倍之理。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同样的国际著名企业，在国外（不管本国还是其设在发达国家的海外企业）对员工都非常礼遇，乃至在这种企业中就职成为员工的自豪。为何一到了中国就开起血汗工厂来？第二，为什么中国社会对这种巨大的反差不仅不震惊，反而视为常例，甚至是自己的“比较优势”？
回答这些问题，仅仅围绕着富士康和本田来就事论事是远远不够的，这不得不涉及中国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过去一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大谈低工资的“比较优势”，为“衬衫经济学”唱赞歌。其实，“衬衫经济学”就是“血汗经济学”。
七八年前，我在美国的一个私下场合碰到位国内来的“主流经济学家”。当我表示对低薪的忧虑时，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中国的竞争力所在。看看美国，工人工资高得吓人，他们怎么可能有竞争力？再过几年，中国的大学都要超过美国。”
我马上提出欠薪的问题。他则一摆手：“那都是极少数，都是被媒体炒作的。你下去看看，低薪提供的是工作机会，绝大多数都是自愿的。”我再接着追问：“那么中国工人是否缺乏通过工会进行集体讨价还价的能力，进而导致工资过低？”他干脆不说话了，只是固执地摇头，最后嘴里小声嘟囔一句：“这不说明问题。”
这场对话，自然是不欢而散，但充分体现了“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于“血汗经济”的认同。这也怪不得，无论是在富士康还是本田事件上，主流经济学家对于这种震动全国的问题集体失语。只有张五常出来大声疾呼“工资集体协商更容易导致罢工”。对此，我们到后面再加讨论。
我们先不妨翻翻旧账。
几年前，这位作为主流经济学家教祖的张五常就站出来高呼所谓中国的贫富分化过大之说是“胡说八道”，是世界银行和很多好事之徒给做出来的。他甚至说下岗工人是活该：“很多人不是被老板炒鱿鱼，而是他自己炒老板鱿鱼……我的一个朋友在东莞开厂，软件企业，一年会有50%的工人流失。”“假如一个人真想找工作的话，你找到一个月600块钱一份的工是没有问题的。你去东莞找，马上就有。”
房地产大鳄任志强2006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采访，在谈起自己的“扶贫”经验时更是义愤填膺：“我从那儿（任曾经插队的落后村庄，人均年收入400元）拉了60个人到北京打工，我让县武装部组织培训，还专门开车去拉来，怕他们走丢了，拉到顺义别墅区里当服务员、当保安，我一个月给（每人）300元的工资，管吃管住管服装。可是，不到两个月全跑光了，宁愿回去受穷！干了一年半的只有两个人。该不该穷？我说我再不给你们捐钱。活该！”他最后不忘加上一句：“你看看周其仁（经济学家）、茅于轼（经济学家）和我说的一样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