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问，既然明朝因为在货币问题上悬崖勒马而获得新生，那为什么在张居正改革之后60多年就走向灭亡了呢？归根结底，明朝的灭亡还是在于封建生产关系导致的周期性危机。中国每一个封建王朝到后期都存在着严重的土地集中兼并问题，无地农民沦为地主的佃农，靠租佃土地为生。地主阶级是一个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地主阶级主导的租佃制是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地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必然尽可能多地收取高额土地租金。例如，在1949年以前的四川万县，农业收成分配上“主九佃一有之，主八佃二有之，主七佃三有之……以主八佃二者为普遍。”（林蕴晖、范守信、张弓著..凯歌进行的时期，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这种高额地租使得农民从自己劳动中收益很少，他们从事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不高。同时，由于土地不是自有的，租佃关系和地租都不稳定，他们也不愿意为有利于长远利益的土地改良投入资金和人力。并且，由于地租高，农民仅能维持基本生存而没有积蓄，因此会影响他们扩大再生产，包括增加投资和改良技术。
可见，这种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农民的产量，然而与此同时农民家庭人口却在自然增长，日益需要更多的产量来维持生存，这就必然造成农民生活日益贫困。
农民人口数量增多，在产量受到制约不能提高的情况下，必然就要求有更多的土地面积。而土地面积始终是有限的，这就必然产生农民失业问题。一个家庭中人口太多，在当地无法找到土地耕种，就会外出寻找就业机会。如果各地情况类似，寻找就业的过程就会变成有上顿没下顿的流浪，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流民。农民大量失业以致出现数百万流民，严重破坏了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必然导致地主阶级提高地租，进而农民更加贫困，出现更多流民，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一些学者关于明朝中期以后人口相对于土地超重导致农民失业的观点看上去好像怪罪于人们不搞“计划生育”，其实当时农民失业与人口增长本身并没有必然联系，即使是人口增长数番之后的当今中国，也并没有出现当时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生活无着落的局面，可见农民失业与农业生产力的关系更大。因此，这归根结底应该归罪于阻碍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封建租佃制生产关系。
我们看封建王朝的兴衰更替，不能总是从上往下看，那样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和外国侵略上，那些不是关键，只是上层建筑的内乱和外部势力的冲击。我们关键还是要从下往上看，看经济基础的变化。由于改朝换代时大规模战争的严重破坏，在封建王朝天下初定时，人口往往剧减，无论农民还是地主阶级往往都受到严重摧残，前朝权贵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圈占兼并由于政权垮台而荡然无存，尤其是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间的政权更替之中尤为突出。旧的社会结构被削弱，土地产权关系模糊，出现大量无主荒地。幸存的农民比较容易得到自己的土地而成为个体农民，幸存的地主则因为劳动力短缺而主动降低佃农的地租，个体农民和佃农从自己的劳动中能够获得丰厚收益，劳动积极性就大大增强，也不同程度地愿意进行长期投资。此时，新朝统治者为恢复国力往往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减少田赋和劳役，这样农民就有更多精力投入生产，也有更多剩余财富可以投入再生产。社会经济焉能不获得恢复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