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的最后署名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政令一下，各地马上行动，制定了很多相关措施，对侵犯侨眷的案件采取严厉打击措施，当时的广东省，被判刑的就有数十人，其中有两个严重的，被判处死刑！
在国家积极而坚决保护侨汇的政策和措施下，海内外华侨、侨眷无不衷心拥护，欢欣鼓舞，大家再次把身心投入祖国建设当中，全国侨汇收入因此重新步入上升通道。在1954年的基础上，1955年全国侨汇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
然而，后浪之后还有后浪。
命令持续执行一年之后，侵犯侨眷的事虽然平息了，但当时全国商品极度缺乏，粮油副食品都是统购统销按计划供应，很多侨眷收到外汇，换成人民币之后，也还是很难买到日常所需。
面对这一问题，廖承志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很早就有了侨汇奖励金制度，但这一制度还是比较死。说白了，侨汇奖励，到手的还是人民币，即使拿着侨眷证明，该买不着东西还是买不着。但如果在这个侨眷证明上增加一个度量衡属性和货币属性，也就是在侨眷证明上计价方式为紧俏商品贴标签，那意义就大不相同了。
于是，廖承志提出一个大胆的方案——证改券：侨眷可以根据所收侨汇的多少，发给侨汇券，然后根据上面记录的收取侨汇的数量多少确定供给他们的粮、油、糖等物资的数量。
可这个方案刚拿到侨委内部的台面上，就炸了锅。还没等廖承志阐明方案，一顶又一顶吓人的帽子就朝他劈头盖脸扣过来：这方案明显背离统购统销，你的屁股坐到哪去了？立场站到哪边了？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党性呢？
传承其父母廖仲恺、何香凝革命进步思想的廖承志，当然不是被吓大的。自小就在革命中长大，大事、难事、危险事见多了，这点压力根本不值一提。凭他的经验和阅历，这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一点问题，在当时的情势下，走哪儿都行得通。于是，他坚决上报周总理。很快，事情得到了周总理的认可。
于是，1957年3月，国务院再度批转中侨委、外贸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争取侨汇问题》的报告，“为争取更多的侨汇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从根本上解决有侨汇收入的侨眷的物资供应，应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满足有侨汇户的生活资料的需要”，各地可施行将侨汇收入与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结合的政策，根据侨汇额核发一定比例的物资购销凭证给国内收汇人。具体的侨汇券方案交由当时的财经委主任李先念执行。
不久，历史上著名的“侨汇券”就走进了广大侨户的家庭。
这是一种专门印有“侨汇”字样的票证，根据不同的商品属性，还细分了不同的票面，如侨汇购物券、购粮券、购油券，还有的地方有布券、棉券、副食品券、工业品券、肥皂券、煤券等（见下图）。
侨汇券持有者可以在专门商店或柜台购买紧俏商品或生产物资，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既解决了侨汇户的物资供应问题，又提高了归侨、侨眷争取侨汇的积极性。
如果说1955年周总理亲自署名的关于侨汇的《命令》是一次针对国内与国外华侨之间隔膜的拆墙行动，那么，侨汇券则是名副其实的修路行动。
习惯了计划时代分配法则的人们，被这个新鲜物刺激得趋之若鹜，争取侨汇的热情来了个大井喷。因为海外亲属只要往国内汇的款越多，你在国内获得的侨汇券就越多，可买的紧俏商品的范围和购买力就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