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从1953年7月起，国家侨汇奖励金上调至7.5‰。
事情总是如此，风雨之后的彩虹总会催生更多的生活憧憬。
国家态度一旦表明，侨眷们终于又回归了正常的生活，经历错误和纠正之后的人们，对侨汇业的思想顾虑也就自然得到了消解，大家争取侨汇的积极性一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错误就是用来纠正的，但纠正和不犯错是两码事，错误的后果并不会立竿见影地被消除，当时全国侨汇收入的下降趋势仍在继续。
假设1951年全国的侨汇基数为100，那么，1952年为95.3，1953年为71.5，1954年为70。
前浪死在沙滩上，可后浪毕竟还是浪。
土改遗留问题刚刚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上，又出现了崭新的问题——干涉侨眷使用侨汇。
当时有些基层干部是这么想的：
你和海外通信，就有反革命嫌疑！
你收到侨汇，就是和国外反革命分子有联系！
你和国外有联系，尽管你也是干部，那也没用，鄙视你，不信任你！
甚至在有些农业社，看到侨眷一直不用劳动而依靠侨汇生活，是相当不顺眼。不干活就知道坐吃山空，出去劳动吧！不劳动也行，投资捐献即可！
一个策略不稳或不明确，一般来说还比较好办，尽量让它稳定或者明晰；但一个本很明确的策略被无端或是有意曲解，就不太好办了，因为后果往往会非常严重。
比如这种情况下，侨民侨眷都开始犯嘀咕：刚说不变了，又下文件了；刚刚学会了，又说不对了。怎么办？
大部分拥有侨汇收入的侨眷逐渐变得惶惶不安起来。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据后来的统计，在“肃反运动”中，光是在广东潮安等19个市县中，1955年就发生了192宗侵犯侨汇的事件。
侵犯侨汇以及侨汇收入持续下降的情况再度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弄得一向沉稳的周总理有点火冒三丈，据《廖承志传》回忆，他当即就把廖承志、侨委的其他领导和政策研究室的人找来问询情况：“怎么下面还在争论华侨寄钱回来，接受侨汇是不是剥削，是不是合法的问题？这是多么幼稚的问题！你们不会告诉这些人：假如你们认为这是剥削，不允许侨眷收侨汇，那就让你们发钱给他们好了，发钱给他们吃饭，发钱给他们穿衣，行不行？几百万侨眷，从哪里出这份钱！反正我周恩来这里拿不出这个钱的！这些人真幼稚得很！为什么华侨寄钱回来就不行呢？为什么你们亲属在农村，你们寄些钱给亲属，赡养亲属都可以，为什么华侨赡养自己的家属就不允许呢？这是什么道理？”
讨论到最后，周总理做了一个决定：以他的名义发一个保护侨汇的命令，他强调说：“不是可执行可不执行，而是命令，必须执行。”
于是，1955年2月23日，国务院在《关于贯彻保护侨汇政策的命令》中再度严正重申：侨汇是“中国外华侨的切身利益和广大侨眷的生活依靠，是侨胞、侨眷的正当权益之一。同时侨汇对国家建设有积极的作用……保护侨汇不仅是国家当前的政策，而且是国家长远的政策。”同时，该命令还对当时存在的很多问题给出明确指示：“在动员侨眷参加各种合作社、进行爱国储蓄、购买公债时，必须贯彻完全自愿的原则；侨眷有使用侨汇的自由，任何人对侨眷把侨汇用于生活方面，包括用于举办婚、丧、喜、庆等事，不得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