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特殊地位与西方对中国难以言表的怨气
在本次论坛上，有关中国的讨论已经泛化。关于中国的讨论远远超出了专门为中国设计的若干个分会场的范围，无论气候变化、金融监管，还是世界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几乎每场讨论都涉及中国，显示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悄然产生了变化。
如果说在2009 年和以往的达沃斯论坛上，大家对中国的发展还有怀疑——怀疑中国能否在金融危机中保持稳定，怀疑中国能否兑现8%的增长承诺——2010 年，这种怀疑的声音已经降为次流，而主流的想法是研究如何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如何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如何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一系列国际格局的变化。
同时，最值得关注的是，在2010 年的论坛上，发达国家对中国有一种莫名的怨气，而这种怨气无法溢于言表。他们已经不怀疑中国有能力在金融危机中维持稳定，也不怀疑中国在一些新型战略产业上有可能取得突破，甚至保持领先。他们感到无奈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民众并没有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得应得的好处。中国经济固然得到8.7%的增长，但中国出口份额在全球出口绝对数下降的背景下仍在上升，中国的贸易顺差依然明显，他们感到中国是一大潜在的威胁。
与此同时，奥巴马于2009 年开始的外交新政，在他们看来并没有得到中方的善意回应。他们认为，中国在汇率问题、伊朗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上，都没有给予西方应有的合作，因此，他们有一种莫名的怨气。在这种情况下，2010 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出现了非常明确的、对中国汇率政策不友好的声音。他们认为，中国在经济恢复中取得了不合理的优势，其原因是人民币没有升值到位。他们还指责中国破坏了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并指称中国在伊朗核问题上不愿意合作，拖延了这一问题的解决。
笔者认为，当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针对中国做文章，由此出现了一系列挑衅性、挑逗性的动作，例如对台湾地区的军售、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等。这一系列举动对于美国的核心利益并没有明确的好处，但他们认为，这可以在情绪上帮他们出气。可以说，这纯粹属于一种不太理性的出牌方式，当然，不可否认，这些动作背后也有美国行政当局讨好国会日益走强的在野党的算计。
“西方危机时代”的中国应重新定位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中国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崛起和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已经不再怀疑。在这一背景下，我们的对外宣传，包括在未来各种国际会议上的宣传，恐怕没有必要集中讲中国的成绩和发展前景，相反，应该多强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困难，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同时也化解外部对中国应该承担过多责任的希望与压力。按照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芮成钢的说法，这实际上是一种对中国期望值的管理。根据这一思路，中国的对外宣传一定要与印度不同：印度往往强调印度的力量、印度在前进、印度有韧性；我们大可不必，我们应该强调中国期望与世界携手共进、与各国共同繁荣、期望世界和平发展等更具高度与责任感的主题。
其次，我们应该仔细区分中国的核心利益与非核心利益。毫无疑问，领土的完整、主权的尊严是中国的最高利益，其中包括台湾地区的和平统一、西藏和新疆的稳定发展、南海的主权等。第二层的利益是中国经济的持续稳步发展，其中包括维护全球化进程的基本稳定、避免全球化的倒退。在此之下，第三层的利益是短期、局部的问题，比如人民币汇率等。分清这些利益层次之后，我们应该坚决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在非核心利益上，则没有必要与发达国家寸土必争、针锋相对。比如，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远没有许多人想象得那么大，而西方政治家们出于本国政治需要却要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许多美国议员既不懂得中国，也不完全懂得美国的国际利益，他们最需要的是跟本国的选民们有所交代，而汇率问题是最简单也最能获得选民认同的因素，选民们往往认为，自己丢了工作是因为人民币汇率被人为压低，导致中国产品竞争力强大。因此，我们在汇率问题上可以作出一定的改革，从而既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国际矛盾。
最后，就是立足于未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同时想方设法加快节能减碳的步伐，以此化解对国际能源、原材料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中争取更为主动的地位，以及树立起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从而带领中华民族走向最终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