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国际金融高层如何看待中国(1)

2009年4月IMF与世行联合年会前夜组织的国际金融高层内部研讨会,传递出国际金融高层对金融危机衍变、对策及危机之后的全球经济格局重建的重要观点和信息,其中关于中国经济的热烈关注与讨论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应该抓住世界金融危机这个机遇,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国际金融失衡、国际组织改革等各个方面,积极地有所作为,这次会议邀请世界经济、金融或社会精英对当前经济重大问题进行闭门讨论的形式也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以建立国际范围内的统一战线。

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的政府、百姓、政治家、企业家、学者都提出了不同的分析,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当然也有不同的诉求。在众说纷纭的背景下,有一个群体的声音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直接影响国际金融运作和国际舆论的精英群体,其中包括主流国际金融机构的高层经理、国际组织的高层领导、主要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者。他们的看法毫无疑问对金融危机的衍变、对策、危机之后的全球格局改变都具有直接、独特的影响。

正是看到了这一特殊群体的重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总裁多米尼克? 施特劳斯– 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 在2009 年4 月底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年会召开前夜,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国际金融高层内部研讨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称之为“迷你达沃斯”,参会者包括世界银行行长,开发银行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第一副总裁,印度、以色列、非洲等国家的国家银行行长或财政部长,来自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东京大学等大学的资深学者和花旗、摩根大通等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以及著名的投资家索罗斯。笔者与一位我国金融机构的高级经理一同作为中国代表参与了此次会议。

从事后的反馈看,会议组织者对这次会议非常满意。这场在特殊背景下举办的会议,35 名参会者大体代表了来自全球各地具有不同背景的人士的观点。会议不对外开放,完全为内部讨论性质,采取的形式,是所谓英国扎达姆(Chatham House)讨论会的规矩——闭门会议,会后可以总结报道整个会议的气氛和主要观点,但是不允许公开引用会议中具体发言人的观点。会议的参与者们在应对危机、危机后的格局调整等话题上具有特别的深思熟虑和发言权,毫不掩饰、言简意赅地表达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和观点。会议充满了交锋,效率很高。根据笔者的观察,此次会议最直接的赢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总裁,通过此次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直接了解到了不同背景群体关于国际金融改革的诉求和建议,而且拉近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备受关注的国际金融组织与不同背景群体间的距离。应该说,此次会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两个小时的会议时间很短,但极其高效。笔者总结了如下4 个方面的观点,特别值得我们关注。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性质:核心国家的私营部门闯的大祸会

议中不少发言人尤其是从事一线工作的国际金融参与者明确指出:这次金融危机不是爆发在拉丁美洲、亚洲等国际金融体系的边沿国家和地区,而是发生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国家,如美国和英国。更重要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的问题不是出现在政府本身的管理机制,如财政预算、国际收支、汇率,而是出现在私营部门,这是一场私营部门的金融危机。但政府的责任也难以推脱,政府责任就是应该积极地营救私营部门,并在金融危机度过之后讨论如何改进政府的监管,帮助私营部门,以防止私营部门出现类似问题。这一观点在学术界也许不太新鲜,但是出自一些直接从事国际金融一线工作,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获利的某些大金融家之口,还是令人深思的。

二、国际经济失衡:不指责中国但期待中国转向

不能归咎于中国,但对中国有期望。会上大家对国际经济失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极个别的发言人提出中国有责任,贸易顺差国有责任,它们的责任和贸易逆差国是对称的,未来应该利用这场世界金融危机的压力对贸易顺差国以及大量积攒外汇储备的国家提出制裁。这种观点一提出就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国际经济失衡的调整是长期的问题,不应该在短期,在金融危机爆发之时讨论,此时讨论国际经济失衡只会阻碍和放缓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步伐。另一个理由是这种矛头指向贸易顺差国外汇储备高余额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即便是在欧盟内部政治沟通相对容易的国际环境中,针对那些长期以来没有执行财政纪律性的国家,出现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的国家也难于提出批评和监督,更不用说在全球范围内对贸易顺差国提出各种指责。这是一种基于现实国际政治环境的结论。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观点是,在会议上几位非常重要的发言人不约而同地指出:中国高储蓄率的宏观经济态势,将很可能保持相当一段时间。这一点中国经济在短期内是很难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希望中国经济将自己的过多储蓄由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和欧洲,转向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包括非洲。由此可以减少发达国家对中国经济崛起的疑虑,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一些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让全球受益。也就是说,通过中国经济对外投资的转型,让世界经济更加和谐快速地发展,将世界经济的失衡转变为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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