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范围的流动性过剩
国际经济形势复杂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采用的最有力武器，就是利用手中不仅没有破产而且如日中天的国家信用来营救私人部门。其国家信用最核心的体现就是国际钞票的发行权。在这种政策的带动下，各国央行大开印钞机，由此出现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目前，尽管各国都在宣称要逐步、适时地退出货币扩张政策，但从实际政治经济学角度考虑，由于各国都不愿意本国货币出现明显的升值，因此在货币政策的退出问题上都有拖延时间的倾向。这相当于一场等待的博弈，比的是谁更有耐心。
全球流动性过剩带来的灾难首先指向的是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巴西央行行长在伊斯坦布尔的高峰会上明确表示，巴西当前最头疼的就是大量外资的涌入，尤其是在巴西获得2016 年奥运会申办权之后，该国货币雷亚尔大幅度升值，导致巴西不得不对流入资本施加一定的税收。在中国，2006 年、2007 年的流动性过剩局面也将重现，国内经济和货币政策将重新面临巨大的考验。如何保证中国货币政策运行的平稳性，保证不出现过大的资产型泡沫，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绿色意识形态影响升级
危机后，以英国和北欧为代表的一大批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上表现出势在必得的决心，要在全球发起一场以绿色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环保减排运动。美国本来并不完全认同这一理念，但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也转向了拥抱绿色环保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压力最大的是中国这样潜力巨大、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
在当前的技术格局下，减排会带来相当的成本，因此，全球绿色环保主义的埋单者很可能是中国等一批新兴市场国家。如何不为西方的绿色环保主义埋单？如何利用其为中国经济的升级改造和长期发展奠定基础？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挑战。
中国如何应对新形势？
中国应当如何应对这一日益严峻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呢？答案很明显，我们必须从内外两方面进行努力，对外占领国际舆论制高点，对内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
首先，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政府、学术界、企业界乃至网民都必须树立起占领舆论制高点的意识，不能落人之后。以全球经济再平衡为例，中国对此要有新的说法，在理论上阐明并强调中国并非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责任国。笔者注意到，过去一年多来，西方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的宏观经济学家）研究指出，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是美国正在为全世界生产一种似乎全球都非常短缺的产品——高质量的金融产品。各国由于对美国国债、股票等金融产品有需求，因此把大量产品卖给美国，从而换取美国所谓的高质量金融资产。我们可以对这一理论加以延伸，那就是说，我们过去一直以为这些美国制造的金融资产是高质量的，并通过大量劳动生产各种产品换回外汇来购买这些金融产品，但是，此次金融危机证明，美国的金融产品是低质量的，包括美国的国债券，其质量我们也有理由怀疑，因此，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都是美国不负责任的金融监管政策的受害者，这才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
在伊斯坦布尔，笔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召开的闭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是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中国正在想方设法解决自身内需不足的问题，中国需要的不是指责和批评，而是脚踏实地、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方案。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政府、学术界特别愿意听从建设性意见。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真想解决问题，那就不要在华盛顿发号施令，请向世界银行学习，在北京设立地区总部，切切实实地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和中国的经济界、政策界交流探讨。如此才能解决问题，也才能提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公信力。
在流动性过剩问题上，我们更应该高举大旗，明确反对发达国家不负责任、一味进行的信用扩张，并指出恰恰是这种信用扩张埋下了下一次金融危机的隐患。同时，我们必须在适当的时候采取比较理性和谨慎的货币政策，为中国独立的货币政策创造空间。在绿色环保问题上，我们更需要采取高姿态，一方面指出，在全球二氧化碳累计排放中最大的贡献者不是中国，而是一大批发达国家，它们对此担有责任；另一方面表示，我们完全认同抑制全球气候变暖的目标，但是发达国家有义务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无偿提供最新技术以及相关的货币资源支持。
在高度重视危机后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压力的基础上，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启动内需，其中最具可行性的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更新产能的绿色产能革命，我们还必须大力提倡绿色环保，争取在西方国家之前提出更新的环保理念和环保标准、政策，对自然资源等产品要适时加税，以便在绿色环保问题上作出明显让世人折服的贡献；二是由政府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收入分配调节，想方设法通过大规模减税等方式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让民众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真正的实惠，并由此提高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西方危机时代”的形势无疑是非常严峻的，但是如果我们应对得当，一定能够把全球经济的压力转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为中国彻底完成大国崛起奠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