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新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流动性过剩、绿色意识形态影响升级等多重压力之下，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有可能变得更加严峻和复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新形势，对外占领国际舆论制高点，对内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不遗余力地通过绿色产能革命和收入分配调节启动内需，让民众获得真正的实惠，从而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 周年国庆日，笔者在盛大游行实况转播的欢呼声中登机飞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参加每两年一度在华盛顿之外召开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年会。这一年会可以称为国际金融界的达沃斯年会，它囊括了全球金融界从政府到企业、学术等各个层面的高层人士。笔者参与了其中的4 场讨论，包括由各央行行长参与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设讨论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 施特劳斯－卡恩召开的闭门座谈会以及两家跨国银行召开的研讨会，从中获得的一个深刻印象就是：“西方危机时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不仅没有好转，还有可能变得更加严峻和复杂。
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呼声与新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此次国际金融年会，各方力量表达的一个共同观点就是，金融危机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不可能再现，危机后的世界一定会出现沧海巨变。对于改变何在，各方则争议颇多，尚无定论，但有一个观点获得了非常多的支持，即全球经济不平衡的局面在危机后不可能持续，必须而且也一定会得到纠正。
到底什么是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如何才能再平衡？对此各有各的观点，而相当一部分人把全球经济不平衡直接等价于全球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在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中，首当其冲的无非是三个国家：中国、日本和德国。
日本在这一讨论中得到的关注远远小于20 年前，因为目前日本经济的发展遇到了困难，而且，日本的经济政策也基本上是按照标准的华盛顿式政策思路来制定的，比如，日元的汇率基本是浮动的。德国的情况与日本类似，但是德国人回应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论据更加充分：德国处于欧元区之内，德国政府并不能左右欧元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而且整个欧元区贸易平衡，也就是说，欧元的货币政策乃至汇率政策不需要调整，因此，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不能归咎于德国的贸易顺差。
既然日本和德国都轻而易举地逃脱了世界经济不平衡的责难，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了聚光灯下的焦点。在各种讨论尤其是官方讨论中，很少有人直接提及“中国”这两个字，但是矛头却明明确确地指向了中国。在标准的西方政治经济学分析中，中国是再明显不过的世界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这一分析的逻辑是，中国有就业的压力，必须想方设法补贴就业、促进就业。如何促进就业？那就是补贴出口。所以，中国既有隐含的补贴出口企业的各种政策，也有汇率长期低估的政策，因此，中国是国际贸易不平衡最主要的因素。
这一分析具有直接的政策含义。在这一分析之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逐步走出危机阴影的过程中，开始推行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政策。这些政策与传统的贸易保护做法完全不同，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合法但不合理地进行贸易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在首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指出，这些贸易保护政策相当于足球中的战术犯规。许多国家就是用这些战术犯规来拖延时间，争取本国经济调整的喘息之机。世界贸易组织这一框架应对这种新型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已经显得相当苍白无力，即便世界贸易组织正常应对贸易争议的机制完全发挥作用，它的时效性也得打问号。
正是在这种大的思潮下，我们看到，美国实行了应对中国乘用车轮胎的特保机制。由于这一特保机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与美国签订相关协议的，从表面上看，美国并没有完全犯规。在美国之后，阿根廷、乌克兰等国家又实行了各自版本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据世界银行统计，最近半年以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案件呈明显的上升态势。这显然对中国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调整造成了严峻的挑战，我们的出口型企业很难指望在危机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