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有这样的种种怪象，其原因是金融界是层层联动的，因此个人主义和“风险自担”意识被奉为圭臬，而且金融界内部还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一家公司好比是一支军队，人人都为自己的部属打掩护，因为人人都害怕自己的上级抓住把柄。或许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那么多相互矛盾而又并行不悖的命令。这些命令既混乱又共存，恰恰揭示了金融界充满悖论、内部矛盾丛生的本质。其结果不言而喻：既然金融界非但不约束交易员，反而含蓄地鼓励他们去冒险，甚至在失败之后还为他们打掩护，那么那些被银行寄予挣钱厚望的交易员们怎么可能不冒险，他们的行为怎么可能不失控呢？3年的交易员生涯让我看清了这一点。我记得2007年的一天，埃里克·科尔代勒来向我打听：“你怎么就挣了那么多票子呢？”当时我不愿意向他详细阐述我的交易策略。随后，他跟一位同事说应当“把热罗姆的投资策略进行工业化的推广”。那个时候他确实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因为那一天我赌了5把，总共赢利1 500万欧元，而整个交易操作前后不过一个小时。
关于银行内部自相矛盾的指令，我还可以举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证。银行高层明知交易员的某些业绩是通过非常规途径获得的，却全然不理会，而且经他们的手之后这些违章的收益就从而打上了合法的印章，并且转而成为这些交易员今后必须完成的业绩指标。以我个人为例：2005年我和阿兰两个人的总指标是300万欧元，结果我们赢利500万欧元；第二年指标跟着就变成了500万，我打破了指标挣到了1 000万欧元；2007年我的指标立刻上升到1 000万欧元，而这一年我赢利5 500万欧元，要不是后来出了变故，相信2008年我的新指标一定会是5 500万欧元。
做空安联保险的股票，这是我第一次大额的投机交易。几个月过后我重新研究了我的投资方法，尽量使其多样化。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尽管最初可能非常有效，但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加会渐渐失效，并最终完全消失。以做空为例，如果反复大额交易，结果会把市场给抽空。因此做了几次看空交易之后，我预计行情会上涨，决定转而做多。当时我对太阳能公司特别感兴趣，而且这个行业在德国正迅猛发展。这次建立的是多头头寸，所以交割期限会更长一些，因为股市从来都是“暴跌慢涨”，绝无例外。我的新策略也一样，等到2006年才有了成果。那时我的收益将近1 000万欧元，差不多都是做投机交易挣来的。
下面再谈谈交易员和上级主管之间的关系。每年12月，公司高管照例要与每位员工单独面谈，主要任务是评估员工上年度的工作表现。对员工来说这次面谈非常之重要。无论你是何等职务，无论分属中台还是后台，所有员工都有权与主管面谈。但是，会谈的形式与内容却是因人而异的。对于交易员队伍之外的其他员工来说，面谈往往只涉及定性的内容，无非看看上年度取得了什么成绩，有没有犯过什么过失，听听员工有没有什么想法，比如说能不能调动，要不要求升迁之类。当然，面谈的时候主管还要给员工下达下年度的业绩指标。至于说加薪问题和奖金的数目，对于这种员工主管只会轻描淡写地略说一说，具体要到下年2月份或3月份才最后公布。以我为例，我当专职助理时拿过的最高奖金是税前1.5万欧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