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逊时代”成为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美国历史上，杰克逊的主要政绩可与汤玛斯?杰弗逊比美，事实上他也是个杰弗逊主义者。
现行20美元纸币上，可见这位眼神锐利、浓发蓬松的总统头像。美国设计精妙、程序严密、富于实践性的分权制衡机制，与民主制度、法制模式和人权保障相辅相成，得到了相当成功和彻底的运用，形成了自我纠治错失的强大能力，建立了循中庸之道优化决策的传统，是美国社会能够长期维持稳定、不断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但是，这种基于前工业化时代设计的传统体制，决策效率是不高的。往往权力分立有余而协调不足，低效、扯皮和责任推诿现象层出不穷，对于处理特别棘手的前瞻性重大战略方针大计，尤其难之又难。例如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和60年代肯尼迪《民权法案》的推出，都要历尽山穷水尽、柳暗花明的艰难曲折过程。时至21世纪后工业化信息时代，传统代议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分权制衡功能有时竟变成了旷日持久、反复无常、决策难产以至决策错失的同义词，其负面影响日益引起人们的批评与关注。
而且，“三权分立”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国家金钱权力凌驾于社会大众之上的基本矛盾。金钱力量不仅可以“购买”对政府的决策影响力，还可能麻痹和扭曲社会思潮，造成决策天秤长期倾斜。
近30年来，美国金融资本势力正是获得了这种能力。一方面，在全球化、信息化、金融化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形成了一幅全民奔向富裕的美妙图景；另一方面，过度金融化导致虚拟经济泡沫化和实体经济空洞化，1%的人掌握了40%的财富，广大中产阶级的收入实际上在下降。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金融泡沫大规模爆破，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美国政府错误经济决策的不可持续性全面暴露。
这是一种远较安德鲁?杰克逊时代错综复杂的现代型超级“合法化腐败”现象，美式“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体制至今应对乏力，历来饱受赞美的自我纠错能力莫非陷于失灵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