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如果没有解决问题的措施，那么北京等大城市住房紧缺、交通拥堵、环境恶劣以及水资源匮乏等不良现象将影响到城市居民生活的整体质量。到那时，人们所向往的大城市还有何幸福可言？有何优越感？
中国行政改革研究院秘书长兼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按照北京市的环境、资源、交通及住房等承受能力，2010年的极限人口需控制在1800万，但实际常住人口却已经超出了1900万人，经测算，过不了多久，将会高达2100万人。人口数量与北京承受力已经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关系，想不出现城市病都难啊！”
汪教授认为，北京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城市病问题，有诸多原因。其中既有产业布局因素、城市发展策略，也有过分追求GDP和城市基础设施不均衡等。中国的城市化有明显的大城市化特点，但在城市规划上没有做出相应的结构调整，总是一味地不断扩张，导致了城市“摊大饼”的现象。同时，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没能往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城乡之间缺乏高度融合，资源没有自由流通，基础设施的差距也很大，导致了城乡差距愈渐加大，从而人们不断向大城市涌进。
此外，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保障方面没有及时地跟进，不但外来人口的生活没有幸福可言，就连大城市原住居民生活的优越感也严重下降。
有观点认为，国家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一味地关注大城市的发展，从而忽略了中小型城市的建设。同时，在城市的规划问题上，没有进行合理的产业链布局，劳资、技术及劳动等都集中在大城市，而且，大城市周围也没有建立卫星城市来分散整座大城市的压力。
按照汪教授的思路，现在是时候加快中小城市、县域经济的发展脚步了，将集中在大城市里的一线产业，调整到中小型城市中去，以此弥补县域经济以往的不足。因为如今的大城市生活成本急剧升高，而中国还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等待就业，而且生活成本日益升高的大城市已经没有办法解决这些剩余劳动力就业等问题，而发展中小型城市才是最合适、最重要的渠道。
不仅如此，城市考核标准体系的调整也势在必行。联合国有一套城市考核标准体系，其中，饮用水和空气等生活质量的考核指标占据很大的比重。从联合国的考核标准体系可以看出，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然而，中国大城市的管理者们还在一味地追求GDP。汪教授认为，政府与城市管理部门都应该用更现代化的管理理念和更长远的眼光来治理大城市，更多地则应该关注居民生活幸福指数以及优越感，而不是为了城市的GDP建设，不惜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放眼远观，在其他国家，比如德国，城市病的出现影响到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于是很多大城市有钱没钱的人都选择回到中小型城市、小城镇乃至乡村居住。因而，大城市的税收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为此，政府不断改善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再次将这些搬迁的人们吸引回去。由此看来，城市病可以说是世界性的难题，别的国家能做到的，中国一样可以做到。为了少走一些不必要的弯路，有一句话说得好：“做对的事情比把事情做对更重要。”
中国市政公用事业专家徐宗威也认为，如今的北上广一线大城市的城市病已经越发地严重起来，如果再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城市居民的生活将受到严重的影响，而生活质量也将无从谈起。长此下去，还有何大城市可言。
徐宗威说：“过去总是用效率和GDP作为考核城市和管理者的标准，现在应该用绿化作为考核指标。如果城市管理者们能够以居民幸福的生活环境作为城市的管理理念，相信，城市病一定会迅速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