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并不打算毫无原则地让出政权。在袁世凯就职前，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3月11日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约法是孙中山等革命派为了防止袁世凯独裁专断，将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由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通过参议院来限制总统的权力。同时这部《临时约法》也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基本精神，将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等用宪法的形式规定下来。这是当时亚洲最具有进步意义的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文件。
当然，这样一部《临时约法》要想束缚住老政客袁世凯的手脚，显然是天方夜谭。袁世凯玩弄政治手腕，将内阁操控于股掌之中。第一届内阁是由袁世凯当年的亲信唐绍仪出任总理，在内阁中，除了已加入同盟会的唐绍仪以外，还有农林、工商、司法、教育四个部门控制在同盟会手中。虽然如陆军部等关键部门控制在袁世凯亲信手中，但袁世凯仍不满意。何况唐绍仪此时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已不是个“听话”的人，他事事借内阁的“副署”权制掣袁世凯，令袁世凯大为不满。他借故寻事，迫使唐绍仪辞职，第一届内阁仅仅维持了两个月就宣告倒台。
革命党人中，孙中山和黄兴一开始对袁世凯寄予了厚望，他们也希望通过议会斗争的形式，在《临时约法》的框架内限制袁世凯的权力。所以，在孙中山、黄兴同意的前提下，同盟会的骨干人物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以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自任代理理事长，成为国民党实际上的领导者。1912年12月举行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全力投入竞选。由于同盟会极高的政治声望和宋教仁本人的才华，国民党在众议院596席中获得了269席，在参议院274席中获得123席。国民党虽然没有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占据半数，但其票数遥遥领先于其他党派，甚至以立宪派为基础的共和党、章太炎为首的统一党和梁启超为首的民主党三党的票数加起来也无法抗衡国民党。大局已定，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宋教仁获得了组阁权。1913年3月，宋教仁从上海北上，准备组阁。
但3月20日晚，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等人陪同下从上海火车站登车时，突然遭到枪击。两天后，宋教仁去世，享年32岁。国民党人的组阁梦想和议会斗争的前程也就此夭折。
“宋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扑朔迷离的悬案之一。在案件发生后，江苏都督程德全立刻责成上海方面捉拿凶手。很快，就有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前来报案，供认出上海青帮大佬应桂馨是此案主谋之一。应桂馨立刻被抓获，同时被抓的还有“宋案”的直接执行人武士英。武士英立刻供认了自己刺杀宋教仁的罪行，以应桂馨为线索，一查查到了其上线是内务部的秘书洪述祖，又牵扯到了曾任内务总长的时任总理赵秉钧，赵秉钧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和亲信，“宋案”的主谋就被扣到了袁世凯的头上，一时间舆论大哗。
有人认为：以袁世凯之老奸巨猾，不可能在国会选举刚结束这个敏感时刻做出这样轻率的举动。以宋教仁宋教仁受枪伤后的遗照三十多岁的阅历，在政治上完全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即使宋教仁到了北京组阁，袁世凯应有信心采用政治手腕对付他，没必要使出暗杀这样的下下之策。何况袁世凯指使杀宋这一指控缺乏足够的直接证据，在洪述祖与应桂馨的往来电文中只有“毁宋”一说，这应该理解为“诋毁宋教仁”。而“毁宋”之说是袁世凯和赵秉钧都知情的。因此，此案很有可能是应桂馨等人为迎合上意，在“毁宋”不成的情况下走了“杀宋”这条路。
另外，上海是国民党的大本营，在上海一手遮天的国民党重要人物陈其美本身也加入了青帮，与应桂馨也有密切关系。陈其美素好暗杀，这事发生在他的地盘上，不免让人有所联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