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因为戊戌变法失败，也逃亡到了日本。这一下日本热闹起来。两派人在日本为争夺舆论阵地打起了笔墨仗。
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是一个文笔与思想都十分犀利的才子。他在日本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孙中山用他犀利的笔杆子抛出一篇篇文辞华丽、议论精辟的文章，包括《少年中国说》、《积弱溯源论》等。一方面大肆赞扬光绪皇帝是亘古少有的“明君”，鼓吹“保皇”；另一方面又对戊戌政变的几大主谋慈禧太后、荣禄、袁世凯等大加挞伐，把他们称为“逆后贼臣”，所以要“尊（光绪）皇攘（慈禧太）后”，建立君主立宪制。康有为则在加拿大等地组织了一个“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广泛结交华侨，希望能借此实现他们的改良主张。
孙中山为了争取改良派，团结反清力量，一度与康有为等进行和谈。梁启超虽然表示对革命有兴趣，但他的导师康有为顽固地坚持拒绝革命。双方一拍两散，一场嘴仗也就在所难免了。
显然，康有为还是没有总结出戊戌政变失败的教训，他仍然希望有一天能出现光绪皇帝出来主持改革的“奇迹”。他还联络国内的唐才常等人发动一场旨在“请光绪帝复辟”的自立军起义，却被张之洞等残酷绞杀。“勤王”的失败并没有让顽固的康有为醒悟，他还是继续做着他的保皇立宪梦。1902年，康有为写了一篇《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大赞清朝的统治是“至仁之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各国都未有的。接着，他又说，中国人愚昧无知，不可以共和，只可以君主立宪。他危言耸听地表示，一旦共和了，就会“亡国灭种”、“天下大乱”。
近代民主革命家章太炎立刻进行了反击。章太炎早年曾经参加过维新变法运动，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立刻总结出了改良无用的结论，走向了革命道路。针对康有为的论点，他于1903年在《苏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有为所谓中国人“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不可行革命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为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同时，他还直斥保皇派的“偶像”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不辨菽麦”。这篇文章文笔犀利，酣畅淋漓，一时间人人传阅，章太炎因此成为革命派中的风云人物。
孙中山在1904年支持章太炎。他在《敬告同乡书》中把康、梁的保皇思想狠狠批判了一通，同时指出革命和改良是两条路线，绝对没有调和的可能；对康有为、梁启超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说法嗤之以鼻，认为那是道地的“假革命”，是康有为等人的骗局，目的就是欺骗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跟着他们去进行那已经没有希望的改良运动。
另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邹容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热忱，写就了一篇战斗檄文《革命军》，号召国人用革命来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革命军》迅速成为当年的“畅销书”，其百万册的销量即使在今天也足以让一个当红作家汗颜。
章太炎和邹容的“过激”言论立刻引起了清廷的注意。清政府于1903年6月要求上海租界巡捕将章太炎、邹容两人逮捕。清政府错看了局势，误以为能沿用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老法子，把章、邹两人送京审讯，处以极刑，但公共租界工部局却不吃这一套。最后，只能按工部局要求，清政府被迫闹出了一幕一国主权政府为原告在外国人设立的法庭上控告本国公民的滑稽戏。章太炎和邹容分别被判处三年和两年监禁。这次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不但让清政府脸面全失，还变相为章太炎、邹容做了广告，两人的著作借着“名人效应”继续热卖，革命思想进一步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