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种主张则是反其道而行之，那就是“国粹主义”，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1888年，日本的志贺重昂、三宅雪岭、井上圆了等学者共同组建了一个名为“政教社”的团体。在政教社的机关杂志《日本人》第二期所发表的《“日本人”胸怀之志的告白》一文中，首先提出了“国粹主义”的思想。文中说：“吾辈所抱的主旨大义，实际在于以日本的国粹为精神，以之它为精髓，然后能够临机而进退去就 大和民族也不可不在有形、无形中顺应这些变革，但是顺应这些变革的标准应归因于保存国粹，这确是颠扑不破的大法。”志贺重昂等人认为应该保存日本“国民性”，发挥“国民性”的优点，反对鹿鸣馆式的全盘西化。在中国，梁启超也提出了“保存国粹”的主张，认为“养成国民，当以保存国粹为主义”。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章太炎深受日本国粹主义派的影响，他大力提倡“以国粹激动种姓”，希望借宣传国粹来增强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同时，章太炎还认为，国学是一国之所以区别他国的标志，有了国学，即便国家灭亡，精神仍存。章太炎希望用国学来唤起一种“同类意识”，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抵抗外族的侵略。
国粹主义进一步向“亚细亚主义”延伸，就在20世纪初形成一股“拯救亚洲”的思潮。1904 1905年的日俄战争虽然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进行的一场战争，但在战争前后，许多在日留学生也参与了拒俄运动，他们把日俄战争看做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对抗。而日本的胜利更是让一些人欢欣鼓舞，因为这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胜利，打破了欧美列强营造的白种人种族优越论的神话。在战后，欧美一度掀起的“黄祸”论也更促使东亚民族开始思索如何通过“种族团结”来共同应对西方列强的威胁。日本一些人士也开始着力研究中国，并组建“东亚同文会”等组织，鼓吹东亚“同文同种”。一些日本“浪人”也开始积极参与到中国的民主革命中去。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俄战争无疑在客观上唤醒了亚洲尤其是东亚民族的解放运动意识。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亚细亚主义”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倾向，它在后来被日本帝国主义引用作为扩大对亚洲各国侵略的理论工具，亚细亚主义的进步性质完全被抹杀，甚至加入了法西斯主义的元素。原本的一些日本国粹主义和亚细亚主义的学者如北一辉等人也纷纷转变到以对外扩张以目的的轨迹上。
中国的辛亥革命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产生的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革命。我们在看辛亥革命的时候，绝对不能孤立地将之看做是一场反满的民主革命，而应该将之看做是近代东亚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一次“自救”运动，一次为追求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而发起的革命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为解决中国问题作出的一次尝试。
二、革命改良二选一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对决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开始了另一场新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焦点是：究竟中国该实行革命，还是改良立宪。
清末的报刊上，吵架的场面蔚为壮观。改良派和革命派各有支持者为他们摇旗呐喊。在这场大讨论中，国人真正接受了一次民主运动的洗礼。
资产阶级革命派出现的时间并不比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晚。作为革命先驱者的孙中山出生于广东的一个农民家庭，1878年前往美国檀香山，在其兄孙眉的资助下完成学业。在这期间，他也逐步形成了反清革命思想。1894年他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并于1895年在香港组织兴中会总部，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纲领。同年，孙中山筹划在广州发动起义，因行事不密，起义流产导致陆皓东等人牺牲。孙中山遂流亡海外，考察欧美各国后，孙中山于1897年抵达日本，在日本继续组织革命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