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又开始意识到西方的先进不仅仅在于枪炮武器,而且还在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加上当时军事工业开支负担沉重,所以洋务派又开始创办民用工业,以“求富”为目的。这些企业大多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其中以李鸿章设立的轮船招商局最为著名。轮船招商局最初采用官方借款的方式筹办,筹办以后续行招商,又收买了旗昌轮船公司产业,因此得以壮大。另外,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也小有名气。
在此基础上,洋务派还创立新式陆海军,李鸿章的淮军就大量装备洋枪洋炮,成为当时中国最精锐的军队。同时,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水师建成,特别是北洋海军,在1888年正式成立以后,一度成为亚洲第一的海军力量,成为洋务运动中最耀眼的一项成果。
然而,洋务运动的成果就如昙花一现。首先是在1884 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而1894 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更是给了李鸿章北洋海军镇远舰等洋务派当头一棒,李鸿章精心经营的亚洲第一海军在这场战争中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用一个参照点来反观洋务运动的种种不足,而这个参照点以一手毁灭洋务运动成果的日本最为合适。
同为亚洲国家并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泥沼的日本在19世纪中后期借明治维新开始崛起,很快挑落了庞大的清帝国,将洋务运动的肥皂泡一下戳破。后世许多人也在思考,为什么日本能够比清朝更胜一筹?
首先,我们可以用洋务运动的轮船招商局和日本的三菱财阀做一比较。同样是经营水运业的企业,轮船招商局采用了官督商办的形式,但“官督”的成分要大大多于“商办”。轮船招商局的经营者唐廷枢、徐润、盛宣怀等人都具有官员身份,特别是盛宣怀,他以督办大员身份,总揽局务,使企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在因外国资本竞争出现经营困难的情况下,李鸿章采取的是筹借官款、允许延长官款贷期等形式。由此可见,轮船招商局是一个“温室中的花朵”,它缺乏竞争力,在“官”的庇护下生存发展,而它的作用也是为“官”服务。反观三菱财阀,虽然和“官”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菱的幕后支持者是明治政府中的大隈重信,且三菱的发家,与政府低价出售官产和给予轮船运营权有密切关系),但政府却鼓励三菱与美国的轮船企业进行竞争,在竞争过程中给予种种便利,包括给予补贴。且明治政府对三菱企业的经营管理并未加以干涉,主导三菱财阀的岩崎家族以“政商”的身份享有家族企业的全部管理经营权,这使三菱企业的性质完全不同于轮船招商局。
其次,洋务运动在创新方面远远不如日本。以军火行业为例,洋务派创办的军火企业一般采用引进外国机器和技术进行仿制的方式,很少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也谈不上什么技术革新。洋务派同时也缺乏技术眼光,引进的许多东西都是外国次一等的技术产品。而日本则不同,在引进外国技术的同时进行吸收消化。比如在1880年,留学欧洲的日本人村田经芳就根据日本人的身材和实际需求,研制成功了“村田十三年式步枪”,后来又进行改良创新,研制成功“村田十八年式步枪”,并在甲午战争前的1887年配备全军,火炮也实现了完全的国有化。而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更是出现了“下濑火药”、“伊集院信管”等一批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发明,在战争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