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等纷纷前往九江，筹划暴动。为了增加成功的把握，中共中央还决定增派一些暴动专家前往九江，其中包括一名苏联顾问，据说此人对城市暴动有着丰富经验。
九江南开陆道，途通五岭，北守长江，来商纳贾，史称七省通衢，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未来暴动所依仗的两支骨干力量——叶挺的第十一军和贺龙的暂编第二十军也将进驻九江地区。北伐结束之后，按照计划下一部是东征讨蒋，叶挺的第十一军集中在德安一线，贺龙的第二十军随后跟进，张发奎的二方面军总部设在九江，准备沿长江两岸向南京方向发动进攻。
在暴动时间的选择上，脾气火暴的李立三主张立即动手。他是五人常委中第一个到达九江的，部队中的共产党骨干已经知道了暴动的消息，李立三担心迟则生变。
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明确反对马上暴动，理由是暴动准备工作仍未妥当，何时动手必须等中共中央的命令。前敌军委化名“钱第筠”（“前敌军”的谐音），是给前敌委员会打前站的，聂荣臻的顶头上司是前委书记周恩来，他还没有到达九江，暴动自然不能轻易发动。
听了聂荣臻的话，李立三便有些不悦，言谈之中指责聂荣臻是“奴隶主义”、“胆小鬼”。其他中央委员也附和李立三的意见，主张事急从权，不必非要等待中共中央的命令。
聂荣臻对“胆小鬼”可以不在意，但“奴隶主义”这顶帽子却无论如何不肯戴的。他不能不表态：“临来的时候，恩来同志交代得清清楚楚，必须有中央的命令，否则不能自由行动。”
李立三马上抓到把柄，因为在九江有好几位中共中央委员，这些人观点与自己相近，于是要聂荣臻服从中央委员。谁知聂荣臻并不买账，他反问道：“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位中央委员的？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
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其他人毕竟不是专负其责。李立三虽然指挥过安源大罢工，但周恩来指挥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暴动，李立三还是要买周恩来的账。
看来只有周恩来才能决定暴动的时间了，大家都盼他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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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说“必须有中央命令”，这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
中共中央可能规定暴动的具体时间，也有可能将暴动的决策权交给前委自己决定。事实上，中共中央正是采取了后一种方式。
7月23日的武汉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已经从秘密渠道得悉了九江的分歧。
在南浔路一带暴动，得到了罗明纳兹的赞成。关于暴动具体时间，中共中央使用了“准备于必要时”六个字，由前委自己去便宜行事。关于暴动后的去向问题，中共中央倾向于暴动后的部队由赣东入粤，与广东东江的农民运动相结合，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准备再次北伐。
作为前委书记，周恩来是必须去暴动现场指挥的。
周恩来是第二位赶到九江的中共中央五人常委，但他并没有过多停留，就动身赶去南昌，只留下聂荣臻等少数几人作为接应。
离开九江前，周恩来叮嘱聂荣臻一定设法把共产党员占很大比例的第二十五师也拉到南昌参加暴动，并负责接应以后赶到九江参加暴动的部队和零星人员，使他们及时赶到南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