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对政局宣言》，指责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地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当天，共产党在武汉政府中担任民政部长的谭平山和农工部长的苏兆征以强硬姿态辞去政府职务，以表示共产党绝不与武汉政府同流合污，国共关系交恶已经完全表面化了。
7月14日，国民党中央召开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汪精卫对孙中山“联俄容共”的主张进行了重新解读。汪精卫此时讲的不再是“联俄联共”，而是“联俄容共”，容忍不容忍成了核心问题。
7月15日，在国民党中执会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汪精卫决定彻底摊牌，他拿出怀揣四十天之久的秘密武器——罗易给他看的共产国际密电，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们作了展示，并语调沉痛地说：“严重的时期已经到了，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蛋了。”大部分国民党中常委都表明要分共，在召开国民党中央第四次全会正式清党之前，制止共产党人一切违反国民党政策的言论与行动。
这就是“七一五事变”。当时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但国共两党正式撕破了脸皮。
共产党也不甘示弱，在武汉市面广发传单，宣传中共中央《对政局宣言》，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不退出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也散发《告中国青年劳苦群众书》，严厉声讨了汪精卫政权“背叛工农、屠杀民众”的罪行。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申辩说：“我们几时杀过人？”并指责共产党和共青团“毫无道理的造谣”！
7月2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统一本党决议案》，主要有三条：一为国民党员即日起声明退出中共，否则停止职务；二为中共不得妨碍国民革命局面，不得以国民党名义进行工作；三为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其他党派。
同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布训令，要求国民革命军中的中共党员自动脱离，并禁止共产党的秘密会议。
昔日革命中心武汉三镇暗流涌动，武昌、汉阳之间俨然成了两个世界。驻防在汉阳的何键发出反共言论，扬言要“打倒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赤子赤孙”，扬言缴他们的械。武昌则革命空气浓厚，驻防在武昌城的张发奎已经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与共产党关系融洽。他的部队中容留了一大批共产党员，秘书长高语罕是共产党员，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的郭沫若也是曾经的共产党员。
驻防汉口的卫戍司令李品仙，则持中立态度。
此时汪精卫之所以没有大打出手，倒不是因为他生性仁慈。年轻的汪精卫曾经行刺过清政府摄政王载沣，当过一回“人肉炸弹”。汪精卫被捕之后，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表明了必死的决心。如果不是日后当了汉奸，汪精卫的这两句诗几乎成了千古名句。
在军队中清党的主要障碍，来自张发奎。
张发奎的基干部队第四军是北伐的主力之一，素有“铁军”之称，其中的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比较强，叶挺的部队就是其中之一。汪精卫若想分共，必先争得张发奎的支持。而张发奎内心并不想这么快就分共。分掉了共产党员，他的部队即使不瓦解，战斗力也会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