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缉捕的消防人员派上了用场。一些秘密文件没有来得及销毁，事后这些文件成了“罪证”，京师警察厅公布了这些文件，由精通俄语的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编译成《苏联阴谋文证》，大肆炒作。
就在抓捕李大钊的当天晚上，驻华外国使团领袖欧登纳发表了一份早已经准备好的声明，大意是说“俄国不在《辛丑条约》签字国之列，故外交团亦无法制止中国军警搜查其在东交民巷区域内所设立之机关。”因此，此次使馆区的抓捕行动并未酿成外交事端。
在狱中，李大钊保持了一个共产党领袖的风范，“自称为马克思学说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晓”。各方对李大钊进行了营救，都没有奏效。有些受过李大钊恩惠的铁路工人甚至打算武装劫狱，不惜以性命相搏，也被李大钊婉言谢绝了——为了救自己的命，搭上别人的命，这不是李大钊的风格。
4月28日下午1时许，李大钊等被“特别法庭”判处绞刑的二十人，包括同时被捕的国民党北方党部负责人，被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执行绞刑。
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进口的刑具执行绞刑，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架。刽子手对他施刑长达四十分钟之久，而正常的绞刑只需二十分钟。至于绞刑为何拖了如此长时间，说法不一。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延长李大钊临死前的痛苦，以说明刽子手如何残忍。
也有人认为执行时间的延长很有可能是由于技术上的失误引起的。绞刑刑具运到中国来的时间并不长，刽子手操作不熟练，执行中很可能发生机械故障。从常理判断，刽子手与李大钊个人之间并无私仇，延长痛苦对刽子手有何好处？况且还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再者说，职业杀人讲究干净利落，拖泥带水只能引起同行的耻笑。
李大钊殉难时年仅三十九岁。在临刑前，他诅咒了这个社会，并预言黑暗的社会制度必将会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二十二年后，李大钊的诅咒应验了。
李大钊等人被绞死后，军阀政府假惺惺地表现了“人道主义”关怀，对每一位殉难者都进行了装殓，由政府出资每人给了一口棺材。给别人的棺材价值四十元，唯独对李大钊格外“优待”，他的棺材据说花费了七十元。为了让这些钱花得物超所值，官方控制的新闻媒体进行登报宣传，借以体现“政府很关心，家属情绪很稳定”。
这套“猫哭老鼠假慈悲”的把戏骗不了任何人。卧床哀泣不起的李夫人情绪很不稳定，她决定不用政府提供的棺材。李大钊的生前好友梁漱溟，到现场查看了装殓李大钊遗体的棺材，发觉用的木材很薄，也不是什么结实的木料，也许根本不值七十块钱，于是请示李夫人同意，由生前好友募捐，重新装殓了李大钊。
李大钊在知识界人缘很好，募捐的钱很快到位。棺材铺掌柜听说要盛殓李大钊的遗体，特意挑选了一口上好的柏木棺材以成本价卖给李家，以表示对革命者的敬意。
3
有一种死亡叫殉道。
李大钊殉道后，撇下缠着小脚的夫人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这位共产党领袖平生没有留下积蓄，工资收入大部分赞助了他所追求的事业，因此家属的赡养成了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