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政府倒台之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上台执政。
胡子出身的张作霖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手段来绞杀革命，北方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革命者纷纷撤离。但李大钊没有走，因此才遭到张作霖的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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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是在北京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兵营被捕的。
风声很紧，作为中共有重要影响的领导人，李大钊已经预先有了准备，移住到使馆区，那里会比较安全。此前也有人劝过他，碰上没文化的张作霖张大帅，还是要找安全的地方避一避风头为好，被李大钊一笑置之。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
李大钊的被捕，是被自己人出卖的。出卖他的人名叫李渤海，曾是李大钊的学生和秘书。李渤海在北京西交民巷散发革命传单的时候，被京师警察厅警察署的侦探当场拘捕。严刑拷打之下，李渤海供出了老师和领导李大钊，以及其他革命党人的藏匿之处。奉系政府决定先下手为强，在北伐军到来之前先掐灭北方的革命火种。
一般描述李大钊被捕这段历史的时候，通常都会说军阀政府不顾国际公约、悍然闯入外国使馆区，强行抓捕。一些文章在描写李大钊被捕的时候，闯入的军警“荷枪实弹”，“十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李大钊。这种说法主观意图是好的，揭露了军阀的凶残，烘托了李大钊的英勇，但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军警是不能擅自进入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的，尤其是不能携带武器进入。张作霖大帅虽然是个粗人，但为了抓几个人而公然得罪所有的洋大人，他是没有这个魄力和胆量的。公然搜查外国使馆必将引起各国列强的反对和干涉，如果走漏了风声，没有把握抓到人，或者找不到证据，事情就更不好交差了。
因此，必要的外交手续一个都不能少。负责抓捕行动的京师警察厅以涉及国际公法为名，不敢擅自做主，请示了当时的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顾维钧。顾维钧也不愿意担此骂名，又把皮球直接踢到了张作霖的脚下。
此时张作霖已经铁心反共。更兼南方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兵势甚锐，张作霖为求自保，必须先扑灭在北方的国共两党机关，消灭其地下活动，这个风险还是值得一冒的。他指示安国军总部与驻华的美、法公使等洽商，并取得了外国使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纳的谅解，同意搜查俄使馆，并在警察厅呈签的公文上签字为凭，取得了法律上的依据。
在这种情况下，安国军和京师警察厅联合行动，在1927年清明节的这一天出动了军警三百余人，突然闯入东交民巷俄国使馆等几个要害地区，搜查并抓捕（确切地说是绑架）革命党人。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事端，这些军警一律穿着便衣，并且不带武器。考虑更为周密的是，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携带灭火器具的消防队人员，主要是怕革命党人放火烧毁文件及房屋，湮灭证据。
东交民巷俄国使馆房间颇多，地形复杂，如果没有熟悉的人引导，一时间也不会很快找到李大钊，弄不好还会打草惊蛇。果然，在奸细的带领下，李大钊猝不及防，很快就被抓住。李大钊身边就有一支小手枪，但他并没有使用。像他这种身份的人，自然不能像街头混混那样徒劳挣扎，因此他态度从容地说：“我就是李守常，也叫李大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