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必将会分道扬镳，这几乎成了历史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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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四一二”政变，预示着国共合作即将走到尽头。
共产党的骨干陈延年（陈独秀长子）、赵世炎等人，连同上海三百余名工人运动积极分子被蒋介石杀害，轰轰烈烈的上海工人运动从此陷入低潮。
武汉政府也颜面尽失，汪精卫等要员被蒋介石通缉，执政资格不被承认，蒋介石在南京另组政府。是可忍，孰不可忍？被人欺负到这个份儿上，如果不立即翻脸，还有什么资格继续在政治舞台上混？不发兵征讨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哪怕是做样子给人看。
事实上，当时有两个方向可供武汉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选择：要么东征讨伐蒋介石，要么继续北伐中原，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因此武汉政府有些游移不定。
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帮助武汉国民政府作出了继续北伐的选择。
长期活动在北方的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牺牲了。他是被主政北京的奉系军阀政府抓去杀害的，与他一起同时被害的还有另外十九名革命者，其中包括国民党在北方组织的领导人在内。
李大钊堪称是沙场老将，多次涉险却能安之若素，总是能逢凶化吉。
在上一年的“三一八”惨案中，李大钊就险些命丧当场。
在几年前的五四运动中，北京的学生高举着爱国主义的大旗火烧赵家楼、殴打政府部长，但政府当局似乎心存斯文一脉，并没有向学生开枪，在示威现场也没有杀死一个学生。此后这一条成了游戏规则，一直延续下来：当局对待学生示威者，可以殴打、驱散、逮捕、拘留乃至判刑，但不会要他们的命，至少在示威现场。
北京的“三一八”惨案，军阀政府打破了这一规则。
为了抗议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炮台，北京的革命者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集会，然后从天安门游行到段祺瑞政府所在地请愿。示威者进行了精心的编组，青壮年走在队伍前面，并事先有意识地将旗杆都换成了比较粗大结实的木棍，为的是在游行中自卫。当时北京负责地面治安的巡警通常不配枪，他们用警棍，学生们吃过警棍的亏之后，都学聪明了。
没想到的是，当局这一次偷偷改变了策略，准备杀一儆百。段政府门前等待学生的，不是预料中的警棍和水龙头，而是段祺瑞卫队的机关枪、刺刀、铁棍和皮靴。随着一片弹雨，示威现场顿时一片狼藉，示威者当场被射杀二十六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二十一人，重伤一百九十九人，伤亡者大多是青年学生。
作为组织者，李大钊也在现场。他虽然没有被子弹、刺刀和铁棍取了性命，却也险些被溃退的人流踩死，浑身多处受伤。
这一天被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段祺瑞本人和他的政府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猛烈抨击，事后学生们将段政府告上了法庭，社会各界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驱段”运动。当时在北师大任教的鲁迅还写了《纪念刘和珍君》（解放后曾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以纪念此次惨案中殒命的女学生刘和珍。在强大的舆论压力和道德谴责下，段祺瑞政府轰然倒台，据说段祺瑞本人自感罪孽深重，从此吃斋念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