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歧归分歧，但当陈独秀面临危险的时候，马林捐弃前嫌，伸出援手搭救，由此使两人的关系出现了转机。因为《新青年》杂志的缘故，陈独秀在上海被法国巡捕房逮捕。马林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四处奔走营救，花重金聘请上海有名的大律师巴和（外国律师）为陈独秀辩护，同时暗中贿赂巡捕房，交了五千元的巨额保释金，才将陈独秀保释出狱。
陈独秀出狱后，对马林的态度有所转变。他组织中共中央对“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与经济援助”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鉴于中共建党之初经济状况的窘迫，需要负担很多职业革命家的生活和工作经费，陈独秀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同意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并在经济上接受其资助。
不过在名义上，陈独秀仍然坚持这种资助不能是直接的，必须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转一道手，名义上是资助中国工人阶级的。此前，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国共产主义者的部分经费，往往是经苏联驻中国的华俄通讯社(塔斯社的前身)直接转交的。
在马林的劝说下，中共中央同意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后来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打响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随着陈独秀与马林之间关系的缓和，陈独秀与张太雷的关系也有所和缓。但以张太雷为代表的党内年轻同志对陈独秀家长作风的印象却难以消除。
张太雷与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关系不错，张太雷曾经主张以陈延年代替陈独秀做中共的最高领袖，陈延年并没有接受，是不是因为两人是父子关系的缘故，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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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盘棋上，中国是一枚重要棋子。
中共成立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接受共产国际经济上的外援，这是基本事实，没有必要隐讳。国民党早期接受苏俄的援助，并不比共产党少。
但是，这些外援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为了信仰与事业，除了贡献出智慧、力量乃至生命之外，也献出了大量的金钱，这才是在经济上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
没有公鸡打鸣，太阳依旧会升起。
共产主义者个人的出资，同样是经费来源的重要部分。
这就客观上要求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通常要具备对社会的洞察力、对新思想的接受力，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符合这些条件的，既不是单纯的工人，也不是农民，而是知识分子。
这也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首先得到传播的重要原因。
李大钊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李大钊的收入在当时的北京来说属于较高的。刚刚就任的时候，他的月工资是一百二十元，半年之后又增加到了一百四十元。后来他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工资还有所增加。当时京城内的工资水平为小学教师不到二十元，拉包月的车夫每个月五至八元。北京的物价水平不高，一元钱可以买半袋（一袋为四十四斤）上好面粉，可以买北京前门饭馆名菜“红烧翅根”六份。
中国社会从来就不乏有钱人。辛亥革命前，中国官僚、军阀、贵族存放在英国汇丰银行的钱多达两亿元以上，外国银行苦于无法安置，有时不但不给中国储户利息，还要收取储户的保存费。英国银行家曾断言，中国如果搞革命和建设，根本没必要借外债，只要将中国人自己的存款取出来用就足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