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把呼伦贝尔草原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闹市，倘若此说成立的话，那么作为呼伦贝尔草原最大亮点的呼伦湖，就是闹市中最具人气的十字街头。从自然地理讲，它是中国北部乃至整个亚洲干旱地区数千公里内唯一的大泽；从人文地理讲，它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又都在这里度过了他们意气风发的青春时代。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皇帝，他先后消灭了割据中国北部的夏国、北燕和北凉，初步统一了北方。这个皇帝在位时，经常追忆祖先当年从东北密林中走出的艰辛往事。有一年，部下向他报告，说是寻找到了祖先居住的洞穴。拓跋焘很高兴，当即派中书侍郎李敞等人前往祭祀并把祭文刻在石壁上。直到1500年后，考古学家才在长满桦树的密林中发现了这个被称为嘎仙洞的石洞和洞壁上清晰可见的祭文。这篇祭文以拓跋焘的名义向上天表示感谢，同时也向他的先人致敬，“历载亿年，幸来南迁”，这是祭文的关键词--拓跋焘认为，正是祖先当年英明的南迁，才有了后来鲜卑民族的发展。所谓南迁，就是指从北方的密林，迁徙到水草丰茂的呼伦湖畔。
《魏书》中，呼伦湖被称为大泽。“大泽方千余里，决土昏暝沮洳”,意思是说，呼伦湖这个大湖方圆千里，在这一带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据记载，早在拓跋焘建功立业之前几百年，他的祖先推寅出任鲜卑部落酋长时，从今天的大兴安岭东坡的鄂伦春旗一带，迁徙到了呼伦湖地区。这次被鲜卑后裔们念念不忘的南迁，在鲜卑人的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鲜卑人生活在大兴安岭东侧的山地时，他们过着与世隔绝的游猎生活，而一旦迁移到呼伦湖地区，这块富饶的土地带来的不仅是生活方式的变化--由游猎变成了游牧；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与周边的汉、匈奴和丁零等民族之间的接触变得更加频繁。最终，到距拓跋焘半个世纪之后的拓跋宏时代，北魏再次南迁，把首都从山西平城迁往河南洛阳，北魏成为当时最强盛的王国之一。细数这个王朝兴起的隐秘原因，呼伦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标记，它是这个边地民族角逐中原的大跳板和中转站。
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如同鲜卑人与呼伦湖一样，蒙古人和成吉思汗也与这个北方大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史书记载，初起之时，成吉思汗的根据地在今天的鄂嫩河和肯特山一带，相当长时间里，这位被称为一代天骄的马上英雄，他的领地局限在斡难河和额尔古纳河之间的狭小地带。与他相邻的世仇塔塔尔人，则游牧于以呼伦湖为中心的大草原上。在打败了塔塔尔人并占领了呼伦湖及周边草原后，成吉思汗的实力以几何级数方式增长，短短几年时间，他就统一了蒙古各部。可以说，正是呼伦湖，让成吉思汗掘得了帝国事业的第一桶金。这个风起云涌，曾令欧洲人谈虎色变的草原帝国，倘若把它比做一株参天大树，那么大树的根就是呼伦湖。
以呼伦湖为中心的草原是整个亚洲最肥美的草原，这样的草原一方面能够比较容易养活成吉思汗大军，另一方面，这里出产能征惯战的三河马。冷兵器时代，这些善于奔跑的生灵无疑就是所向披靡的战车。正因为拥有大量马匹，成吉思汗才天才地制造出了他的战争杀手锏：他的将士每人至少有马3匹，将士们可以轮流乘骑，以便保持来去如风的速度；此外，他的军队一般很少配备粮食，战士们饥食马肉，渴饮马奶，既灵活机动，又便于长途奔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