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会议通过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即“工业十条”。
12月15日，林彪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即“农村十条”。
这两个文件下发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迅速蔓延到工矿企业和农村。
随着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全国发动起“文化大革命”；随着林彪的《紧急指示》，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恶浪；随着林彪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开展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着林彪在12月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全国城乡都卷入造反运动之中。虽然，这些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决策都是由毛泽东亲自作出的，但是，林彪竭力扩大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理想的追求，积极支持江青、康生、陈伯达等推动着“文化大革命”，使全党全国一步步地走向全面动乱，并给“文化大革命”涂上简单粗暴横蛮的特点。
林彪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与江青、康生等人狼狈为奸，诬陷迫害党政军的一大批领导干部。林彪居心险恶，他认为通过整倒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既可以表示出自己政治上的路线“正确”，证明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又可以扫除权力斗争的障碍，巩固自己的接班人地位。
1966年8月，叶群两次找到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代表林彪向他口述了13条诬陷刘少奇等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材料。翌日，雷英夫把赶写出的“关于少奇同志的材料”交给叶群。林彪看到材料后，于14日召见了雷英夫，指示他以“林副主席并报主席”的来信形式报上，以便“更政治化些”。雷英夫立即照办。
当天，林彪就把雷英夫的信和材料批转江青。“江青同志此件请阅。并请酌转主席阅。林彪8月14日。”江青把信和材料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圈阅。
雷英夫在林彪、叶群授意下写的这封诬告刘少奇的信，主要内容是：（1）刘少奇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从不宣传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传达主席指示。
（2）刘少奇自以为可以和毛主席平起平坐，可以当最高领袖。
（3）刘少奇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外，在历史上也犯了很多方向性的严重错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4）刘少奇在组织路线上安插私人，包庇坏人，对主席不请示不汇报，有宗派圈子，搞独立王国。
（5）刘少奇在思想作风上惟我独尊，一言堂，吹捧老婆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蹲点的桃园经验。
（6）攻击养病的老同志，影射林彪。雷信是第一封诬告刘少奇的信。它以臆想为根据，无中生有，拼造事实，无限上纲。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开过，毛泽东对刘少奇严厉批评之后，林彪授意雷英夫诬告刘少奇，已不是一般的讨好奉迎，而是恶意地中伤陷害。特别是信中说刘少奇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纯系别有用心地挑拨离间。在毛泽东对刘少奇严重不满的情况下，这封信无疑更加重了毛泽东的疑虑。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其后各种重要会议上，林彪摆出“跟得最紧”的“好学生”的姿态，多次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称刘、邓执行了“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林彪把“刘邓路线”上挂下联，从“文化大革命”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延伸到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的问题，甚至革命战争年代的问题，为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制造罪名，迫害了大批干部。
1966年冬，刘少奇被隔离、批斗。随后，中央成立王光美、刘少奇专案组。
1968年9月，康生、江青、谢富治一伙控制下的专案组采取牵强附会、逼供信的恶劣手段，制造伪证，给刘少奇罗织了“叛徒、内奸、工贼”三大罪名，并把这份弄虚作假的材料报送中央。9月29日，林彪在刘少奇专案组报送的审查报告上批示：“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林彪在军队中大搞排斥异己的活动，直接插手对军队一些主要领导干部的迫害。
林彪把罗瑞卿整掉后，在军队最担心的是生龙活虎般的贺龙元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