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新移民小夫妻努力说服自己，工作太忙，收入太少，孩子送回国内，暂请家人领养，等到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再接回美国，直接进入校园生活。这种安排的得失，是值得商榷的。
在我供职近10年的纽约西奈山医学中心，经常张贴着精神与神经科招募志愿者参与心理与精神分析研究的广告，这家美国最好的临床科室第一句话便是：欢迎母语不是英语的志愿者，但须6岁以前移民美国。这绝对不是种族歧视，而是出于科学实验的积累，6岁以前来到英语世界的移民，未来成长过程中，其语言和文化不会显示出与英语作为母语的本地孩子的显著性差异。
我们来到美国的新居，女儿感到很新鲜，因为她还根本无法区别辞家去国的异样。我们租用的小屋，位于房东的后院，唯一的好处，就是开门见绿的草坪，那是上海老家没有的场面。休整一周后，我们告诉女儿，应该上幼儿园去了，那里有小朋友一起玩，这正中女儿的心思，一个人在草坪中玩了一周，够了，也够孤独的。
纽约的幼儿园，全部是收费经营。或者也可以在上学的前一个学期，申请小学的学前班。但那个免费的课程只有半天，只有具备全职家长或者专职保姆的家庭才能承受。核算一下时间成本和直接支出，总的花费可能比全日制幼儿园还贵，这个课程，基本上是为了培养那些在家散漫惯了的孩子，为他们预习上学的规矩。家长们基本上也是冲着那些声誉排名较好的学校，提前抢占名额去的。
女儿养育史上，需要面临的第一次重大决定，就是放弃她的母语。事实上，女儿开口说话很迟，这倒不打紧，我相信，这表明孩子的逻辑能力发育，可能超前了形象思维的发育，4岁的女儿用上海口音与我们交流不久，现在又要去适应另一种称为“国语”的汉语发音。这种放弃，对于一位上海父亲，还有另外一种痛苦，生活中少了一种文化上的亲近感。上海“嗲妹妹”是一种地方品牌，娶进门后的上海太太，基本不会再以“嗲妹妹”的模样展现在丈夫面前，这是历史规律，我早有心理准备。如今女儿一旦放弃了说“上海闲话”的能力，就意味着本男性今生再也无缘上海“嗲妹妹”了，但这时需要体现男人的牺牲精神。
街坊上最适合我们家庭的日托班，恐怕就是名为“纽约至善中文学校”的一家老牌幼稚园了。这是一家由台湾移民开设在一栋独立别墅里的幼儿园，每月收费485美元，含午餐，下午6点以前必须接走孩子，否则每小时加收5美元误时费。这对我们确是一项考验，5美元的额外潜在风险，意味着5加仑牛奶，是全家一个月的牛奶消耗量。但我看重的是，幼稚园的老板，或称校长，是一位年逾六旬的老先生，他曾任台湾某师范学院的校长，儒雅的传统国学教养，有一丝令人景仰，也或许可以影响办学的风气。尽管事实上，第一次预约见面，我们就对他的女助理心存不满，她的势利眼神明摆在一张半老的徐娘脸上：哼，大陆客！你们承担得起学费吗？这里还从未接收过大陆新移民的孩子呐。但我们别无选择。这就是20年前的一幅炎凉世态，政治和经济的差异，在海峡两岸华人中的生活中，表现得还是相当直白。
女儿乖巧、白皙，确是上海“嗲妹妹”的胚子。刚满18个月，就上了幼儿园，不哭不闹，成了几位自己还像小妹妹一般的歌舞老师的小宝贝，所以从她们那里学得身手，好歌好舞艺，也算是经历过排场的。小娃娃的这几招，一下就在纽约至善中文学校的学生中脱颖而出，夏天毕业的时候，已经成为毕业班领舞的小主角，盛典开始了，大家一起为孩子的成长欢呼。孩子生来就是人与人之间最好的润滑剂，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移民之间，几个月相处下来，成见也就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