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移民过程是人类历史的合理构成
2007年的春天，大学发榜了。亲朋好友相聚，经常重复下述对话。问：闺女上哪所大学呀？答：她个人决定去哈佛，我主张她上麻省理工，不过她妈倾向普林斯顿，三选一，真难。最终的结局是，我们以同学挚友般的美式风格，尊重了女儿的选择。
2006年圣诞前夕，女儿高中期间最后一个隆冬，我们收获了史上最贵重的一份圣诞礼物，那就是从女儿书房传来的，因被麻省理工学院提前录取而发出的惊叫声。记得那天中午12点，离网上发榜还有三分钟，闺女决定把自己反锁在屋内。她的理由是：在接下来的几十秒里，只会发生梦想成真或期望落空两种情况，无论是哪种冲击，都将一瞬间砸向头顶，她决意独自承担一切。
结果好事如愿。
在接下来的常规大学申请中，基于已经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录取承诺，女儿继续大胆地冲刺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在这个繁忙的大学申请季节里，我们没有花费太多额外精力，播种三回，“连中三元”。
2011年春天，临近哈佛大学毕业季，女儿的最新决定是，暂时放弃美国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的成绩——177分（180满分）这样一个千里挑一的高分，不惜中断连续完成法学院学业的金色梦想，决意投身华尔街的一流投资银行，先实现财富梦想。
这就是美国。21世纪的精英学子们知道，只有追求职业甚于追求学业，方能立足于激烈竞争的现实社会生态中。下一代从他们自己的视角，重新掂量学位与职位的分量，挑战上一辈的学位越高越优秀的传统观念。我们最终决定，还是尊重她的选择，哈佛闺女已经长大。
多年前，就有不少熟悉我们家庭故事的世交，包括出版界的朋友，一直怂恿我们整理一册《哈佛女孩》或者《哈佛家长》之类的指南用书，与其他家庭分享育儿经验。我们仨轻重自知，婉谢再三，免得贻笑大方。
2009年起，我开始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的讲座教授。课余时，我与学员们闲聊，发现话题基本与课业无关，主要围绕着出国移民和子女教育这类问题在深入探讨。难道是我的授课内容出现了问题，以致出现交流隔阂？又或许是我旅美学者的履历和年近半百的年岁，让同学们另有所问？相处久了，我知道学员们有着更深层的想法。
有位同学说，他遇到过几次同样的经历。往往约好了与国际商业领袖洽谈商务，结果发现，在一小时的会谈中，真正涉及合同细节的时间不到20%。对方关注的是历史、文化与哲学。自己只顾得上倾听、理解和消化，却无以对答。新钱拥有人与旧钱拥有人之间，横隔了深壑。
有位同学说，自己的公司已经度过了公开上市辅导期。董事会的许多成员，开始更多地考虑善后问题：如何面对可能的公众追问，即第一桶金的合法来源；如何解决个人的资金流向，即资产爆发增长与长期持有的矛盾。创业原罪和守业难题，真是一胎双生。
有位同学说，我的事业日趋成熟，主观上极不愿意改变已有的生活，放弃既得利益，有所异动。但是，最见不得子女们的学习环境和日趋严峻的生存压力，他们其实比父母还难，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岁月，消耗在现代“八股”的考分主义竞争中。为孩子择校海外的需求，一天天紧迫。
诸如此类，世上真的是有那么多成功者的烦恼？或者，这种移民倾向正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本能和社会属性，我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着300万年来人类基因从非洲东部，漂泊移民至全球各地的模拟轨迹，其中蕴涵了惊人的密码。
一次偶然的机会，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得知我正在用功，试图依据国内精英的困惑与个人旅美的经历，梳理出一部中国精英人士可持续生存发展的实用建议小册子时，他们热心地将吴晓波先生的杰作《跌荡一百年》送我参考。这部近代百年财经史让我体会到，看来真的出现了读书人所处竹林不同，思路却不约而同的现象。吴晓波先生努力发掘的那个曾经辉煌，而今“下落不明”的政商阶层，正是我赖以预警的史实依据之一：富不过三代。三代之外，多在海外。吴东平著：《走近现代名人的后代——名人后代丛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布鲁斯·爱德华·何著：《茶壶烈酒：一个唐人街家庭的回忆录》，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笔者自2009年起，编撰用于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EMBA课程的讲义时，特辟专章与学员分析研讨，中国大陆每年公布的各种富翁榜上为何数年难觅一位名贾巨商的后代。关于晚清以降名人之后的产业遗存研究，业已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产业发展研究的专项课题，有关内容见笔者相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