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得知向忠发叛变后，党中央对在上海的所有地下组织都作了一次大的调整，很多原先使用过的地方都转移搬了家。在很长时期内，中央对向忠发叛变之事一直未公开过。1993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谈及此事时，才点明了我的姓名和作用。1998年，在纪念百年恩来的电视剧中，恩来同志边理衣箱，边对邓大姐说：“黄慕兰来电话说，法捕房薛耕莘通知，向忠发被捕叛变了，我们必须立即转移。”电视剧作者何以不提曹炳生的名字？估计是因为在抗战初期曹已被暗杀身亡，现在已很少人知道曹炳生夫妇了。而薛耕莘是继曹岗位的合作者，人还健在，现任上海文史馆研究员，也写过许多回忆文章。当年为纪念曹炳生，柳亚子和陈志皋等建立了炳生小学，由曹炳生的遗孀孙雪影任校长。
再说贺昌听了我的叙述后，很高兴地说：“怎么样，我向中央保举的你和潘汉年没保错吧！你们两个人干得还不错嘛，刚开始工作不久，就立下了这样一件大功，真是首战报捷了！”我说：“是啊！恩来也表扬了你这位保举人呢！”他指示我要小心谨慎，要通过陈志皋经常注意巡捕房里的消息。我还向贺昌汇报了营救关向应的工作进展情况，说陈老太爷已经打过电话，向那个赵法官催询此案的审理结果。法官回答说，实际上他已经决定无罪释放了，但与李犯（关向应被捕时用的假姓）同案的另一人的口供还有点出入，现在正在核对当中。陈老太爷问明了办此案的书记官姓李，有抽鸦片烟的嗜好，就叫陈志皋用他的名义，给那个李书记官送了四两最好的“云土”（产于云南的质量最好的鸦片烟土）去。于是书记官看在陈老太爷的人情面子上，就把两人的口供改为完全一致了。我说：“看这情况，关向应同志很快就可以无条件地出狱了。”贺昌同志高兴地说：“这太好了，你又要建立一大奇功了。”
当晚我们依依惜别时，贺昌再三叮嘱，千万要小心隐蔽，并叫我不要为惜别而流泪。他说：“对革命伴侣来说，我们一切行动都要服从组织的决定，调动离别是很平常的事，必须保持坚强的意志。何况你现在肩负的担子不轻，应该努力做好工作。”又说，“我们必须经得起失败和挫折的考验，这是革命者应当具有的对党的忠诚和必胜的信念。相信你一定能胜任党的重托。关向应抢救出来后，还要继续营救其他被捕的同志。你这个岗位是很重要的，我们不应当为暂时分离过于牵挂而辜负了党的期望。我在苏区定会听到你频传捷报，等以后地下交通线的情况好转了，就会接你到苏区团聚的。我认为自己既然犯了错误，给党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就应该到下面去锻炼锻炼。也许到江西去跟毛泽东他们打游击，更会发挥我的特长。希望很快就能与你在中央苏区见面！”我听他如此说，当然有道理，但惜别情浓，又怎能禁住泪洒双襟呢。他为我拭泪说：“革命战士，流血不流泪。千万珍重，工作任务第一。你多营救同志，我争取早传捷报，人在万里心相连，为共同目标而奋斗。”
保持身心健康，是做好工作的唯一条件，也是精神安慰的基本。贺昌的壮语豪情，是支持我战胜重重险阻的内心潜在力量。
吴德峰安排人护送贺昌去苏区之后，又过了些时，龙华监狱才通知陈志皋的律师事务所，说可以保释关向应出狱了。我跟陈志皋坐了小汽车去接关，因为我曾在龙华坐过牢，狱中有许多人都认识我，虽然化了装，还是怕被人认出来暴露了身份，所以我就没进去而在汽车里坐等。陈志皋办了手续、盖了图章后就把关向应同志保释出来了。我因不知道司机可靠不可靠，在车子里，只向关介绍了此案的经办律师陈志皋，没多说别的话。关向应同志因为在狱中已经知道组织营救的情况，就连连向陈志皋说：“谢谢，谢谢！”车子一直开到早已订好房间的东方饭店，潘汉年替向应买好的里里外外的衣衫也已放在房内。陈志皋没有下车，在东方饭店门口就和我们分手了。我等关向应洗澡、理发、打扮一新后，就陪他吃了午饭，并跟旅馆结清了账。饭后又陪他到南京路上的永安公司买了毛巾、牙刷等日常用品，在公司里还楼上楼下故意兜了几个圈子，确定身后没有“尾巴”盯梢后，坐祥生公司出租汽车，一起回到我住的地方。潘汉年同志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于是我们就对关向应详尽地讲了党中央部署营救他的全部情况，还讲了其中那段发现向忠发叛变的惊险插曲，幸亏敌人急于争功抢先把他枪毙了，所以他只领敌人破坏了红旗印刷所，还来不及供出关向应和其他被捕同志的真实身份，否则就危险了……向应同志非常激动地说：“慕兰，你真了不起，了不起！一出马就立了大功。”他还问起贺昌的情况，我说贺昌已到苏区去了。向应说，他也早已向党中央申请去苏区锻炼。经过一番长谈后，就彼此握手道别，互道千万珍重，后会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