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向应由潘汉年接走，住到地下党的秘密招待所里，不久就由吴德峰派人护送他去了湘鄂边苏区。他后来为党做了不少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尤其是长征途中，他担任红二方面军副政委，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在陕北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后，曾先后任八路军一二○师政委、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届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小学语文课本上曾选用过一篇课文，记述了他在延安生病时毛泽东去医院看望他的情况。吴德峰同志告诉我，关向应同志在病中还惦念着我，他知道我仍在坚持白区工作而向组织要求说：“他日革命成功，慕兰回来，请求组织上一定要善待她呵！”我真是很感激他的。我知道关向应和贺昌有着很深的革命友谊，但我对他个人的历史知道得并不多，好在他对党的事业所做的重大贡献已在党的历史上有明文记载，用不着我来多说。在大连已为关向应同志建立了铜像，是王震去参加典礼的。
1931年，及时发现并报告向忠发叛变保护了中央首长的安全和营救关向应出狱这两件事，是我自己和党的历史中都非常重要和值得回忆的。
我虽然受到党的领导的表扬和贺昌的鼓励，却并没有因此而居功自傲。从此我决心进一步提高才干和斗争艺术，努力成为隐蔽战线上的一名忠诚卫士。
初战告捷，使我深深体会到组织上和贺昌决定我不去苏区，而是继续留在营救部长这个重要岗位上，是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和给予充分信任的，也体会到了在这一特殊的工作环境中，我确有用武之地，能够为党的工作做贡献。
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由于叛徒出卖党的机密，使我党的工作处在十分艰难的险境。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按照党的需要，在营救工作中以自己的智慧和谋略积极完成组织指派的任务，处处做有心人，在党的领导下忠心耿耿地当好特殊战线上的一名奇兵，是应尽的职责。
从1931年的这两件事来看，党组织对地下工作者是有领导、有计划、有分工、有配合、有检查地综合使用，也更能说明恩来同志的英明预见性和指示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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