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得含泪忍悲地跟潭秋、虔直夫妇依依惜别。我在他们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工作，虽然只有一年，他们却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亲切而深刻的印象。万万没有想到，南昌一别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俩了。
希俨牺牲时刚满二十六岁，这是我生平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永远难以平复的创伤。这么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生命从此消失了，他的音容笑貌和往日对我的关爱与帮助，时时在我的心头涌现。我只有忍痛节哀，更加发愤地努力工作和学习，以在革命实践中的奉献继续完成他未竟的事业，来报答他对我的恩情，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我继续留在江西省委机关坚持工作，直到1928年12月接到党中央的调令，离开南昌去上海工作。这时孩子已可以断奶了，我就遵照希俨的遗嘱，给家中父母写了一封信，说自己要到上海去继续升学进修，但身边带着个刚断奶的孩子不太方便，家里是不是可以来人把孩子接走，送回他父亲的老家，给他的祖父母抚养。母亲接到信后，带了二弟黄仲伊（彰任）如约前来九江相见（因为我已经买好了由九江去上海的船票）。那天正值岁暮严寒，风雪交加，三代人相抱而泣，难舍难分。此情此景，又怎能忘！在这一年中，我的乳水溶着泪水哺育着杰儿，年幼的孩子并不知道生父已为革命牺牲了，生母又服从组织安排即将离开自己走上征途。我却知道此番一别，天各一方，心中自然悲痛万分。但是，为所有的孩子谋求未来的幸福是革命人的职责。我含泪安慰母亲，相信定有革命胜利母子重逢的一天。妈妈也宽慰我，黄宛两家一定会善待希俨的骨血，叫我不必牵挂。
我和母亲、孩子三人难舍难分之际，二弟悄悄地在我耳边说，他已加入了共青团，但怕父母担忧，没让他们知道。我听了不禁破涕为笑，对二弟慰勉有加。母亲和二弟交给我个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写着“面致蚌埠警备司令唐蟒贤契亲启”字样。唐蟒乃唐才常烈士长子，他和弟弟唐有壬均为我父亲的学生，父亲的学生们对他都很尊敬。信的内容很简单：小女淑仪（彰定）去上海求学，一切请予照顾……母亲告诉我：“这封信你带在身边以防不测，万一半路上遇到军警检查，或有什么阻碍，你可以拿出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不凡，就能平安通过。”弟弟的智慧，父亲的慈爱，为我设计周全，永志难忘。所喜一路平安，这封信在路上并没有派上用场，但使我懂得可以利用进步的上层关系或社会关系，对我们党在白区的地下工作作掩护。后来我们做地下交通工作的人，常使用这种方法，在自己的行李内放一封写给跟自己家庭多少有点关系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或将领的信，遇到检查或被怀疑的时候，拿出来就可以成为脱身的“通行证”。
日后从家信中得知，我父母和弟妹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孩子，连他的名字也是我父亲取的：宛昌杰。这是纪念他诞生于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市南昌。孩子在黄家住了半年多时间，由其祖父宛瑶峰亲自到武汉，把孙子接回家乡抚养。临别时我父亲还用红纸清清楚楚地写上孩子的生庚“八字”交给他的祖父，并祝福他平安长大，早日母子重逢。
就这样，我忠实地执行了希俨的遗嘱，把孩子交给两家的老人悉心照顾抚养，使他能在平安的环境中健康地成长；而我自己也再无后顾之忧，忍痛别亲人，毅然踏上新的征程，迎接更艰辛的战斗。一直到全国革命胜利后，才骨肉团聚。不久，又因受审查再次长期被隔离，平反后在加深理解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圆。与希俨在大革命时代有深厚的革命情谊的章蕴大姐、袁溥之大姐见到昌杰，均深喜故人有子。说我们历尽艰难曲折，血亲不断，是党性、天性和政策性的统一。我想，这也是我奇姻、善因结善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