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同船由江西去上海的，有江西团省委的饶漱石，他是被调到团中央去担任秘书长的。我在江西省委工作时，因工作上的联系，经常与他见面，但只谈工作。
我到上海后，被分配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我是作记录的秘书，同时还兼任党中央的机要交通员。这段时间里，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周恩来同志。陈潭秋调到中央组织部当机要秘书，成为周恩来的重要助手。我之所以被调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就是陈潭秋同志向党中央推荐的。我在江西跟陈潭秋同志一起工作时，看到他经常在账簿上画个圈圈或其他符号，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模仿古人结绳记事的方法，自己所创造的速记符号，利用账簿上每天的日期，把那一天里的重要事情用圈、叉、十字等符号记下，便于以后追忆。我到中央书记处当秘书后，就学习他的这种速记方法作会议记录，会后再整理成文字稿，送主持会议的负责同志审定。
我当秘书虽然只是个一般的工作干部，也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却使我大大开阔了眼界，学习了许多在白区斗争的经验。特别是中央的领导同志得悉希俨牺牲的消息后，对我都非常同情和关怀。见我尚有些许才华，更有革命的志气，就更加注意对我的培养和教育。从他们讨论问题、研究工作的言传身教中，使我深受教益，觉得这几个月的工作实践，比进党校学习的收获还要大。以后我能独当一面地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也是同这几个月里受到的教育分不开的。
我还兼任中央的机要交通员，经常与各省来上海找中央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接头。那时负责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是吴德峰（中央交通局局长）和龚饮冰同志。在大城市里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大多以女性为主，因为她们便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化装成各种身份的妇女，适应各种各样的变化，不大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而到山区农村根据地去的地下交通员，则以男同志为主，久在城市生活的女同志化装成农妇总不大像。
我在中央机关工作时，又碰到了在武汉时就已认识的贺昌同志。贺昌是山西离石人，共青团五届中央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上和关向应同志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他长身玉立，才华横溢，很受大家的钦佩。他也知道我曾在武汉工作过。这次见面后，他首先提到希俨的牺牲是党的重大损失，并劝慰我不要过于悲伤，务须节哀……那时，他虽是中央委员，但并不在党中央机关工作，而是经常受中央的委派，去湖南、湖北等省视察各地工作，来上海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时，就住在旅馆里。我记得他住的是孟渊旅社（后来改名为申江饭店），因为那家旅社里的工友是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住在那里比较安全。我是中央的机要交通员，对各省来找中央的都有接触。贺昌同志来上海时，我也常送文件到他所住的旅社里去，彼此就逐渐熟悉起来。
我产后多病，得悉希俨牺牲后又过于哀伤，人也愈益憔悴消瘦。与贺几次见面加深了解之后，他就找我个别谈话，对我进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他说：“你不应该总是这么悲伤，这么憔悴。虽然你工作是积极努力的，但不应当总是带着这样一种悲伤的情绪。我们宣誓入党，愿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革命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不可能一帆风顺。要牢记列宁同志的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战胜敌人的武器，就是组织、组织、再组织，学习、学习、再学习，战斗、战斗、再战斗！我们不应遇挫折而消沉，而要迎着困难上，坚信革命必将胜利，坚定地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对革命工作、对自己的身心都有好处。无产阶级的革命妇女，更要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决不能有什么‘从一而终’和树立贞节牌坊的旧礼教观念，当然也要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生活放荡的浪漫作风。”他还介绍苏联妇女奋发自强的情况，来鼓励我摆脱消沉情绪，及早振作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