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三八节纪念大会后，接着举行了妇女大游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红色娘子军”队伍。当时，黄埔军校第六期在武汉开办分校，并且第一次招收女生。她们穿着军装，雄赳赳、气昂昂地高唱各种革命歌曲，列队前来参加大会游行。威严的队伍，整齐的步伐，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这些杰出的黄埔军校女兵中有《女兵日记》的作者谢冰莹、《在狱中》的作者胡兰畦。这两部作品都是根据她们的实践创作的。还有黄浩（静汶，1930年冬任互济总会营救部干事，现卫生部离休干部）、骆剑冰等等。这些女兵进入黄埔六期学习，都是考进去的，而不是征兵入伍的。因为要跟男兵们一样进行艰苦的入伍训练，所以必须进行体格检查，还要经过政治文化各种测验，各方面都符合要求后才能被录取。这批红色娘子军，不仅为三八国际妇女节游行增光彩，还曾参加教导团出征讨伐叛徒夏斗寅。那时，宛希俨已调到中央军事委员会当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军委会同妇女部欢送出征，欢迎凯旋，希俨和我都演讲赞扬她们，说黄埔军校的女生队在北伐战争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惜不久后国共分裂，各自西东。至二次国共合作，才又再会师。
就在这次空前盛大的游行中，反动派阴谋策划了一场丑剧。他们预先花钱买通一群十二三岁还不能接客却已能唱歌娱宾的雏妓，光着上身，只穿着短裤，冲进我们的游行队伍进行捣乱。妓女们一冲进游行队伍，就被纠察队发现，抓了起来。但因反动派早有预谋，当半裸体的妓女们冲进游行队伍的一刹那，他们就抢拍下了游行队伍的照片，并四处刊印散发，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举行裸体大游行”。后公安机关查明了策划这场丑剧的反动机构，对其严加查办。开庭时，各界派代表参加会审，我是会审人之一。为了反击反动派的这一阴谋，公安局和妇女部、妇女协会开了一次联席会议，除了澄清事实真相、揭穿反动派造谣污蔑的阴谋之外，还商定取缔武汉市内妓院。我是代表妇女部去参加会议的，会上议定由妇女部承担收容教养妓女的责任。因为当时武汉的地方政权和军权都在革命左派的手里，所以取缔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把有执照的妓院封闭，把所有明的妓女和暗的“野鸡”都抓起来，进行强制性的收容。成立了专门收容改造妓女的“新人习艺院”，由妇女协会的汪华贞担任院长。习艺院替患有性病的妓女们治病，教她们学习缝纫等自力更生的劳动技艺，还把她们每个人的照片和姓名、年龄等张贴在院内大厅的墙上，帮助她们自由择偶结婚成家。这些妓女中的多数人都是贫苦人家出身，被迫卖身求生，并不是心甘情愿地从事这种出卖肉体的职业，因此很快就接受教育改造，决心寻找新的生活道路。那时，店员工会和搬运工会里有很多因为贫穷而娶不起老婆的光棍汉，我们就让他们到习艺院去看照片和简历，双方互相挑选。如有男女双方都中意的，就帮助他们自由婚配成家。后来这些人家生了孩子，还认汪华贞为“外婆”呢！虽然国共分裂后武汉又恢复了妓院，但这也是我们为妇女解放所做的一项实际工作。
我是妇女放足运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当时，在工厂、农村里很多妇女还是缠小脚的，我们的放足宣传工作非常深入，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发现哪一个凶恶的婆婆或妈妈还要强迫媳妇或女儿缠小脚，就批评；坚持不改、情节严重的，还要罚钱，甚至受到法律惩罚。一些大户人家看到放足已是时代的潮流，怕将来小脚女子嫁不出去，也不让小姐们缠脚了；而工厂的老板们，也觉得让女工们放了脚有利于劳动生产，所以除了少数顽固守旧的家庭以外，社会各界都是支持放足运动的。可以说，直到北伐期间，中国妇女的放足运动才在各地普遍地打下了基础。
另外，我们还宣传男女平等，提倡一夫一妻（但还无法律规定），不许男人再纳妾，不许再买丫头和虐待婢女。但是对于已经娶妾或买了丫头的人家，已经做了第二房、第三房的姨太太，因为无法安置，我们也不能把她们强拉出来，所以只能宣传今后不许再纳妾蓄婢。这也是在旧社会里妇女解放运动所碰到的问题。要真正禁止纳妾蓄婢，实行一夫一妻，也只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能做到。
3月18日是学生运动的纪念日，由市党部组织纪念活动。团组织领导的歌唱队带领大家高唱《少年先锋队歌》：“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热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敢，上前奋斗，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记得三八妇女节时，我还将《国民革命歌》中“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词改成：“三八到了，三八到了，齐欢唱，齐欢唱，妇女解放万岁，妇女解放万岁，齐欢唱，齐欢唱！”歌词在妇女队伍中广泛传唱。那时的武汉，大大小小的群众性活动几乎天天都有，革命的歌声响彻三镇上空，真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新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