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结婚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是由董必武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宣布的。同时在报上还登了“宛希俨、黄慕兰启事：我俩因为志同道合，结为革命伴侣，特此敬告诸亲友”这样一则简单的启事，对于我来讲就是公开否定了我过去的包办婚姻。宛希俨同志在自己家乡亦有元配夫人，已经生了一个女儿，因为是家庭包办的婚姻，希俨早就跟她分居。这位元配夫人不愿意再嫁，仍旧留在宛家，新中国成立后还享受了烈属待遇，我认为是应当的。从五四运动到北伐战争期间，男女青年反对家庭包办婚姻，自主另择配偶，已成为屡见不鲜的时代潮流。像鲁迅、郭沫若等好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原先在家里都有夫人，后来另择佳侣，但都没有与元配正式离婚。他们并不是要像旧社会的男人那样娶三妻四妾，而是以实际行动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制度。至于实行一夫一妻制，到新中国颁布《婚姻法》时才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我俩的结婚启事登报后，熟识我们的同志都说“皇后”嫁给“皇帝”了。因为那时我代表妇女界参加各种群众大会，经常坐在主席台上，非常活跃，所以新闻界和文化界的人士都戏称我为“皇后”；而宛希俨调到中央军委工作后，还兼任全国新闻记者协会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新闻记者素有“无冕皇帝”之称，所以人们才有这样的祝词，赞扬我们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勇敢举动。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宛希俨同志的情况。希俨生于1903年2月10日，湖北黄梅人。他的父亲宛志瀛（号瑶峰）是秀才，也是黄梅的一位开明地方绅士。希俨在湖北读书时，就在进步教师的启蒙教育下阅读了不少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刊。1923年，他在南京东南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有许多东南大学的同乡、同学，在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中，都曾提到他。希俨走上革命道路，是受到董必武和陈潭秋这两位革命先驱者的影响和引导。希俨在东南大学读书时，在董老和潭秋同志的影响下，湖北各地的进步青年组织读书小组，阅读《新青年》、《向导》和《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希俨时常返回湖北家乡，黄梅地方的中共组织就是宛希俨等八位同志创建起来的。大革命时期的黄梅，革命势力发展得很大，曾有“小莫斯科”之称。现在那里已建立了革命纪念馆。后来希俨在上海参加过“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并以中共党员身份，当选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和董必武、袁溥之等同志一起去广州开会。在那次会上，他认识了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柳亚子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兼秘书长，希俨是省党部的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一起合作共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希俨牺牲后，柳亚子还专门写过沉痛哀悼的诗句。1925年冬，希俨被调回武汉，协助董老编辑出版《楚光日报》。希俨很会写文章，也很会演讲，能慷慨激昂地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1926年冬，在国民党武汉市特别党部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希俨再次当选为武汉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长。
我和希俨是1926年在武汉相识的。那时，在民国日报社他是总编辑，我是副刊编辑；在市党部，他是宣传部长，我是妇女部长。朝夕见面，彼此就从了解进而相爱。希俨支持妇女争取自身独立的解放运动，但是反对妇女抱独身主义。他鼓励我彻底摆脱包办婚姻的封建束缚，要在改造社会、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同时改造自己，解放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创造新的幸福生活。这就是我们相爱而结婚的思想基础。当年希俨和我的结合，形式虽然简单，却是在董必武、瞿秋白同志登门与先父作恳谈之后，得到家中父母同意和支持的正式婚姻。父亲是位旧民主主义者，非常欣赏宛希俨的才华，称赞希俨在《民国日报》上写的社论很好。希俨对父亲也很尊敬。在父亲生病的时候，希俨延请了名医，陪同医生过江去给父亲看病。所以，父亲不但认为希俨是乘龙快婿，而且十分同情和支持我们投身于国民革命。友益街上有许多革命机关、团体，开会时，不少国共两党的高级领导人、知名人士和第一流的政治家都顺道光临我家，例如董必武、瞿秋白，就曾与我父亲作长谈。大家都夸奖我父母亲生了我这么一个好女儿，两老自然甚感欣慰。
1927年，武汉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举行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纪念活动，我被推举为纪念活动的筹备主任。筹备委员会由社会各界（总工会、教师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农会、商会……）派代表组成。在每一次群众大会或纪念日上，我和希俨、耿丹等同志都是主席团的成员。耿丹是北伐军第十五军的副军长，后来又兼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青年部长，由董必武和吴玉章同志介绍加入共产党，并和张笃和大姐喜结良缘。我很荣幸，在武汉三镇二十万妇女和各界群众举行纪念三八妇女节的大会上担任总主席。那时，湖北省妇女代表大会刚开过，提出了妇女解放的若干条要求。武汉市妇女代表大会也提出了若干条要求，由我以大会总主席的名义，将这些要求集中起来，向国民政府当时在武汉的临时中央主席谭延闿当面呈递了申请书，并由我签名，分别向苏联和国际的妇女组织致敬。在大会上，我讲了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简史，讲了我们为什么要争取妇女解放等等，慷慨激昂，意气风发。我的讲话被报纸全文刊登了出来。这是我生平感到最光荣的一次纪念活动。虽然如此，我自己并没有骄傲自满的情绪。当时何葆贞、杨开慧等同志都在妇女协会工作，在组织上是受我们妇女部领导的，还有张笃和等许多民主大姐们，论年龄，讲资历，都比我高。我始终能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向先驱同志学习，尊重民主大姐。对所受到的党的爱护和工作中的愉快，有深厚的感情，至今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