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改变重男轻女的陋俗，我父亲曾和同乡兼同窗好友谭嗣同，以及浏阳的其他进步人士合办过一个育婴堂，专门收养被人抛弃的女婴。我们浏阳的乡风，女儿出嫁时不收男家的彩礼，还要陪送一份嫁妆过门，所以生了女儿就叫“赔钱货”。如果只生一个女儿并不会太为难。再生第二个女儿，也还可将就。等到生下第三个女儿，家里人就要叫“赔不起”了，往往就在产妇床前将女婴溺死，或者丢弃路边不管其死活。父亲和谭嗣同他们在家乡宣传人人都有生存的权利，溺死女婴是一种犯罪行为。后来溺死女婴的风气逐渐改掉，但是丢弃女婴的事还是经常发生，因此他们就开办了专门收养女婴的育婴堂。育婴堂平时大门紧闭，对外只开一个窗口，窗口外放一个收弃婴的木箱，便于穷人家在夜间放弃婴。有的人家还把孩子的生辰八字写在红纸条子上，以便给人认养，但很少有已取了名字的。就这样，这所育婴堂曾陆陆续续收过几十名被丢弃的女婴，先后给没有女儿的人家抱养了去，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善举。谭嗣同欣赏父亲的才华，聘其为幕友。幕友早时俗称师爷，即今之秘书，聘金比课读为丰。当谭嗣同调往南京候补知府时，父亲与之一同前往，经长江乘船顺流而下，在舟中各有唱酬诗词多首。父亲将自己所作辑为“中路集”，后因避祸出走，这部分诗稿不知去向。现在出版的《聿园诗稿》中，仅有集名，内容缺失。近年见谭嗣同遗集中却有部分收录。父亲除处理日常文书外，还帮谭整理《仁学》；谭也为我父所著《传音抉字简法》一书撰序表扬。谭并嘱其爱子怀生，对家父执弟子礼，可见相知之深。
1897年春，即戊戌变法前一年，父亲孝思孺慕情深，在祖母逝世周年忌辰时，设位遥祭，伏地而哭，哀伤过度而精神失常。谭只得派人遣归，遂未能跟随谭入京。幸祖父乃世袭中医，悉心医治而愈。翌年，维新变法失败，谭等惨遭慈禧杀害。闻谭噩耗后，祖父警惕清廷文字之狱，虑受株连，而与父亲各赴他乡远游，以保安全。谭先烈对就义是有精神准备的。当时梁启超避入日本领事馆，大刀王五义士等劝谭走避，他慷慨激昂地说：“革命不可能不流血，我不牺牲谁牺牲？以流血唤起人民的觉醒，是值得的。”当时，谭的父亲任湖北巡抚，谭嗣同特地把父亲和夫人规劝他不要搞改革维新运动的家书放在桌上，从而使家属避免了株连。谭等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处斩，是历史上有名的六君子案。谭嗣同从容就义，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临刑绝句：“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宣统元年（1909）开了恩科，这是当年科举中的一种异路功名，即由各行省提名，凡落第饱学秀才，可与举人一体进京，参加会试。被提名者必须是品学俱优的人士，父亲亦被提名，考取了优贡。优贡是二十四年一次，拔贡是十二年一次，此特殊学位亦非易得的。父亲考取了，黄家祠堂内树起了旗杆和优贡匾额，族中人都引以为荣。贫儒之家也升格为书香门第了。当时还发表了父亲为两广盐运使候补经历，但当时吏治腐败，无钱、无势、无后门者怎能由候补转为实任呢？出于对清王朝政治腐败、外交软弱屈辱的不满，他仍与同学唐才常秘密联络奔走，因谋事不密，唐又牺牲，家父受托孤之重任。此乃谭、唐先烈遗孤与先父有师生之谊和革命世交的渊源。
谭嗣同殉难后，离家远避的祖父在南昌遇见一位有道高僧，他不但会给人治病，还精通星象之学。祖父从高僧那里学了些医卜星象之学，回到浏阳家乡，就更加一心行善积德。我们浏阳以生产花炮出名，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放鞭炮，不少人家的小孩子被鞭炮炸灼受伤。祖父就按那高僧授他的偏方，把一种叫做刘寄奴的草药采集来洗净晒干，然后浸泡在茶油坛子里，遇有被鞭炮灼伤的人来讨药，祖父就按伤势的轻重，从坛子里取几勺药给他们，没几天伤口就会好。记得小时候，我常常帮着祖父做这种施药治伤的好事呢！
我妈妈也是位好行善事的人，自从嫁到黄家以后，虽然家境不富裕，但每年夏天，她总要把茶叶用开水冲泡到茶缸里，置放在我家大门口，免费提供给过往行人饮用解渴，这就是所谓“施茶水”的善举。从曾祖父、祖父祖母，到我母亲三代人都一直是这样做的。这是我们黄家一贯乐善好施的传统家风。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发扬我们中华民族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优良道德风尚。俗语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我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即1907年7月18日在浏阳北门外的黄家祠堂里出生的。在我出生的时候，我家田无一亩，房无一间，是个贫儒之家。在我之后，又陆续有了两个妹妹、六个弟弟，但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按照家谱里规定的辈分排列，我们这一辈人的名字里都有个“彰”字，给我取名彰定，字淑仪。大弟彰传，妹妹彰容，二弟彰任，三弟彰信，四弟彰健，五弟彰位。几代单传的黄家，到了我父母这一代，膝下竟然拥有二女五男，也可算是门庭兴旺了。
我是长女，父亲因为是三十多岁才有女儿，所以对我宠如掌上明珠。虽然我出生于贫儒家庭，但双亲都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父亲连妈妈已经缠了的小脚都给解放了，我自然更不会受缠足之苦。回忆我幼时在父母那儿所享受的宠爱，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非常幸福的，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忧啊、愁啊和令人难过伤心的事。
大弟弟彰传比我小三岁，两年后又有了彰容妹妹。妈妈在家里辛劳勤俭地操持着家务，因为忙不过来，请了一位保姆，负责烧饭、洗衣，还在房后小园子里种些蔬菜，饮用水是另外再请人挑的，每天也要好几担。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妈妈带我和弟弟回娘家去探亲的情景。外祖父家在浏阳东乡的乡下，那时中农人家住的房子还不错，有好多间，前面有一块大空地，是用来晒谷子的，庭院里养鸡养鸭，还种了几株桃树、梨树。乡下的妇女不论老少，都还是缠小脚的，按旧习惯，到六七岁时就要开始缠脚，那是非常痛苦的。把两只天然的脚掌，硬要用一层层的布裹成“三寸金莲”，脚掌、趾骨都要硬生生地被折断，怎么会不痛苦呢？我到外婆家去的时候，看到比我大几岁的姐姐们全都缠了小脚，只有我不但没有缠脚，还跟男孩子们一起跑来跑去自由地玩，她们看了都觉得很新奇。我妈妈就宣传我爸爸说的妇女放足的好处，说男女应当平等，妇女首先要解除缠脚之苦，这样不但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而且对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也有好处，可以提高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我这个不缠小脚的女孩子，又爱唱歌，又爱读书，这些也都是乡下姐妹们觉得我们这些“城里人”与她们不同的怪事，这也反映了当时城乡差距之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