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委员长说：“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甚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他对平津各大学校长和教授们说：“我要以战略打击敌人的战略。敌人的战略是要不战而取，我要他战而不取；敌人要速战速决，我要他战而不决。我们是一定胜利的。”
一、“七七事变”爆发
1901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逼迫清廷签订《辛丑条约》，日本取得北京、天津等地保护使馆、侨民的驻兵权。其后逐次增加兵员，1936年4月以既有驻军为基础，编成与关东军同格的“支那驻屯军”，并命名驻扎北平一带的军队为“北平驻屯军”，驻扎天津及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军队为“天津驻屯军”。同年6月，来自日本新泻港的第一连第三大队进驻丰台，隶属北平驻屯军河边旅团。9月18日，这支部队演习回营时与我国驻防部队相遇发生冲突，竟掳去我军连长孙香亭；22日，为解决纠纷，我军忍让撤驻赵家庄。1937年6月，河边旅团一小部队在丰台进行军事演习，又与我军冲突，引发“丰台事件”；纠纷平息之后，日军以其第一联队第一大队进驻丰台。
自此日军经常于白昼或夜间，藉演习在卢沟桥附近活跃，侦察地形；先以虚弹演习，后来竟用实弹射击。7月7日夜，驻屯丰台的日军，又借口于卢沟桥附近演习后整队回营之时走失一名士兵（名志村菊太郎，事实上已于半小时后归队，但日方仍坚持入城查明失踪原因），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为县长王冷斋严词拒绝，并立即报告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秦市长命王县长连夜赴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与机关长松井久太郎交涉，双方同意各派代表数人入城调查（中方代表为河北省第三区行政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冀察外交委员会委员林耕宇、绥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日方代表为冀察绥署军事顾问樱井德太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副官寺平忠辅、翻译斋滕）。进城后双方人员在专署内漏夜谈判，至8日清晨5时，日军突然向城内射击，6时许复以大炮轰击专署房屋，我驻守宛平之第二十九军110旅219团（团长吉星文）予以还击，“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自此爆发。
7月8日，蒋委员长在日记中写道：
注意：一，倭寇在卢沟桥挑衅。彼将来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俾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三，俾华北独立化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四，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
中国对日本处处忍让，期能再有3至5年的时间做好国防部署，然而，在日军肆意挑衅步步进逼的压力之下，北方民情激愤，呼吁中央绝不可放弃华北，政府已无拖延的余地。卢沟桥战火挑起之次日，双方还在交涉中，蒋委员长已有“决战此其时乎”的心理准备。
9日上午，秦德纯市长在北平与日方交涉妥协停战协议，然而宛平城外的日军，并不遵守协议，继续以大炮轰城。此后双方在北平继续交涉，日军仍不断向我守军射击骚扰。至12日战事稍寝，日军竟乘此机会从天津、通县、古北口、榆关等地调来大军及大炮、装甲车等重武器，20日开始以重炮轰击宛平县城及长辛店。26日，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清司向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致最后通牒，限期撤退驻卢沟桥、八宝山及北平西苑的部队，宋哲元拒绝。28日黎明，在日军飞机30架掩护下的机械化部队，分途进攻北平近郊的南苑、西苑和北苑。二十九军仓卒应战，死伤惨重。副军长佟麟阁及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不幸阵亡，北平城被日军包围。是日晚，二十九军所辖第37师、132师放弃卢沟桥，撤出北平。镇守平津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亦悄然离开北平，移驻保定，北平旋即陷入敌手。30日，天津相继沦陷。
1937年夏，正在庐山避暑的蒋委员长，鉴于对日外交问题日益严重，发起邀请全国各党各派代表、无党派知名人士、以及大学校长等100余人，于牯岭举行庐山茶话会，共同商榷对日外交等问题。陶希圣亦在受邀之列，他于7月10日匆匆离开北平，乘火车到丰台换车，经天津过南京，乘长江轮船达九江，再坐轿上庐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