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史料，非预先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不能认识，不能评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论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证实，不能精致，甚至于不能产生。中国社会史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果不经过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这个半月刊不把方法当结论，也不是没有一点什么疑问，没有什么假设，单纯排起材料来的。这个半月刊要集合，要欢迎在切实的方法之下搜集的材料。只要有相当的材料，足够提出一个问题来，或足够说明一个项目，便可登载。对于成熟的系统的论文，固然万分的喜悦，便是一断片、一段落，都可以收罗。
这就是父亲编辑出版《食货》期刊的宗旨和态度。不久，“食货学会”成立。当时为《食货》写作的青年学者俱为一时俊彦，俨然形成“食货学派”。从1931至1934年，父亲除了编辑、讲学之外，专心致力于写作，成果丰硕，也由此初步奠定了他在中国理论界的地位，学界有称这个时期为“陶希圣时代”者。顾颉刚也曾经称陶希圣和郭沫若为“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最早的两位大师”。
1935、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日本窥伺华北日亟，左派分子煽动学潮，一时言论口诛笔伐，父亲亦撰文抨击，引发爱国热潮，无形中成为青年崇敬的导师之一。已印刷8次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是年再出“新一版”。时隔7年世局有变而社会一点也没有进步，他在《新版序》中痛心地写道：
民国十七年，我们还常常说到中国国民党民十三的改组，还常常鼓吹革命。七年之后，我们还能不能再这样说呢？当民十三改组时，国民革命建立的是两个大口号：一个是“打倒帝国主义”，一个是“打倒军阀”。十年之后，我们还敢不敢再这样喊呢？那时候，我们还痛斥中国的士大夫，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还可不可以对士大夫说个“不”字呢？那时候，我们还常说到农夫工人，现在农夫工人又到那儿去了呢？革命已经失败了。新式士大夫已经抬头了。农夫工人已经躲到茅檐底下冻饿去了。……
1937年，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主任。授课著书之余，或演讲、或撰文，驳斥中共言论，指为分裂中国的阴谋。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只身离开北平辗转到庐山，17日参加蒋委员长主持的“牯岭茶话会”。受邀出席茶话会的平津各大学校长、教授，包括张伯苓、蒋梦麟、胡适、梅贻琦等人。委员长曾单独接见父亲，鼓励他情势好转后回北平指导国民党的言论。8月，加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从事国际宣传工作，9月应聘为国民参议员，从此跃入政治漩涡。
1938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与周佛海在汉口同办“艺文研究会”，担任设计总干事（周任事务总干事），为文分析国际问题，以评论表明国民革命与抗战建国之立场与政策。7月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当时一些知名学者和党政要员，时常聚在一起议论局势，间或批评当时甚嚣尘上的抗战言论为高调，有人戏称他们为“低调俱乐部”。其实，“高调”、“低调”这些名词，父亲早在1936年就在《独立评论》上提出了，他说高调低调没有绝对的是非，不适应现实的高调，有时反而是一种妨碍。胡适也在刊物上说过“要办一个唱低调说老实话的刊物”。
9月“艺文研究会”迁重庆。12月5日赴昆明，19日随汪精卫飞抵河内，不久转赴香港。8月26日，赴上海参加汪日和平谈判。次年1月3日与高宗武一同潜离上海，5日抵达香港。21日与高宗武联名致香港《大公报》揭发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附件。这段过程即抗战初期震动中外的高陶事件。
高陶事件是父亲政治生涯中一段为时短暂的插曲，但不可讳言，它却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件扭转局势的大事：它揭发了日本军阀胁骗汪组织签订卖国条约以遂其侵吞整个中国的恶行与野心，彻底破灭了欲藉对日谈判取得和平的幻想，因之更加强了我国全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1940年6月起，父亲在香港创办“国际通讯社”，编印《国际通讯》周刊，选译国外报章杂志的论文，及编译者撰写的国际时事评论，为国内提供世界局势及国际问题的参考材料。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飞机轰炸港九。12日九龙沦陷，25日港岛英军投降。次年1月28日随惠阳还乡队逃离香港，历经艰险经韶关、桂林，2月25日回归重庆，在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手下担任第五组组长。工作是研究与撰述，与中央宣传部保持密切联络，参加宣传部社论委员会，讨论战时报纸的宣传方针，同时为蒋委员长编写专书。1943年初，《中央日报》改组，胡健中任社长，陈训畬任总编辑，父亲为总主笔。父亲从此改变教授的生活方式为记者的生活方式。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集中精力为国民党作宣传工作。
1949年随国府迁台，父亲虽在国民党中央位居要津，主管中央及地方党报言论，及奉命负责党改造的文宣工作，仍不忘为文多篇回忆当年参与对日和谈时的心路历程，《潮流与点滴》即在此时出版（1962年起在《自由谈》及《传记文学》连载，1964年出书）。他在序中写道：“在中国革命的潮流中，我只是一个点滴。”他晚年常不胜感慨：自己一生向无从政之大志，却身处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经过巨大风浪，做出“翻江倒海”之事，回顾前尘，连自己都不敢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