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谜案的一“家”之言
上述这个史大林有意与日本“瓜分中国”的底牌，听来似乎是神话。我个人则觉得它是有八九分的可靠性的。因此其后在很多史学会议的场合，甚至是朋友之间，私下闲谈，如有人替汪伪抱不平，说他们也是和平救国，曲线救国什么的，我总是站在相反的方面，认为汪伪那一窝是绝对的汉奸。他们纵非存心卖国，也是严重的误国，祖国在不知不觉之间，几乎被他们弄成个“波兰第二”来，实在是罪不容诛。
谁知我这次为着撰写本篇，而细读恒生兄寄来的文稿，竟豁然发现，日本居然也有相同的阴谋，真为之大惊失色。固知顾维钧先生当年，所搜集的苏联情报为不虚也。恒生引其尊翁《八十自述》中，有一段自述如下：
与影佐机关谈判《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中，我发现中国存亡之关键，不在日本划分中国东北（满洲）、内蒙（蒙疆自治政府）、华北、华中、华南、海南等六个地带，决定其“紧密联系合作”之程度（实即日军控制之方式与压迫与剥削之程度），而在于日本有与苏俄瓜分中国之图谋。日本预计之中国国土划分，以潼关为西面界线，亦即以新疆西北、华西、西南与西藏为铒，钓取北海之巨鲸（苏俄），二分东方世界。（恒生书第八章）
另外陶希圣先生在其另一著作《潮流与点滴》中，也曾有相同的说明。因此我们如把上述两个国际情报合并来看，便知俄日要把中国变成“波兰第二”，实在是这两个帝国主义各自都有的秘密计划。任何一方在适当时机首先提出，对方都会同意合作的。这种俄日两方都分别具有的、瓜分中国的国际阴谋，实在不是历史家的杞人忧天，而是确有可能之事也。岂不可怕？
汪精卫不是个笨人，他怎会无所觉察呢？据说，汪氏于1939年12月30日，在签署其《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卖国密约时，曾潸然泪下地说：“他们要我签，就签罢。中国不是我们几个人卖得了的。”（见恒生书《后记》）这话也是大家要说的“老实话”。汪氏知道他这一签署行动是“卖国”。但是他也知道，中国之大，也不是几个甘心做汉奸的人可以“卖得了的”。卖不了的道理，第一，重庆不会失守，以蒋为首的国民政府，也不会垮台。第二，纵使国民政府垮台，还有个上述的“天下三分”，和日俄瓜分的可能后果。他投靠日本，去做日本玩弄的第二个溥仪，日子也是不好过的。但是他一失足成千古恨，回头已晚。为之奈何？
记得，以前在胡适和雷震两位先生的鼓励之下，我曾写过一篇论汪伪长文，曰《恩怨尽时论汪精卫》（此稿不幸遗失）。我检讨汪精卫这个诗人才子，误搞政治，一生犯了“十大错误”。但是他毕竟是早年殉国未死，功在民族的党国第一元老。他犯了九次错误，我们国家、社会、人民和历史，都会原谅，让他有东山再起，重行领导的机会。可是他的“第十大错误”，犯得太绝了。既犯之后无法回头，就遗臭万年了。吾为汪精卫这个不世出的诗人、才子、学者，痛惜之也。白面书生，处斯乱世，不谨细行，终累大德，可不慎哉？
我也记得，当年报上所载，那位原来颇有点名气的“前北大教授”梅思平，最后被牵上法场枪决时，那种恐惧和瘫痪的样子，真令人不忍卒读。梅思平、周佛海，都是陶希圣一手介绍给汪精卫的。所幸陶氏有一位极重民族大义的夫人，和两个在那疯狂的抗日爱国情绪之下的青年子女如琴薰、泰来者。他们坚决反对他做汉奸，终于把感情用事、优柔寡断的另一位“北大教授”的爸爸，从火坑里抢救出来。终能名节双全，青史流芳，富贵寿考，是如何的难得。他的三公子恒生，这部书不只是为国家留信史，也为他们陶府留下中国百年动乱中的不朽家乘，传之后世。多么难得！ 陶希圣这位开创学派的社会史教授，宣扬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宣扬了一辈子。恒生这本大著，也就是对陶公“家族主义”的一本不朽的反哺吧。
2001年4月3日于北美洲
【原载2001年8月第471期《传记文学》：《高陶事件的一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