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1956年的大鸣大放后期，空气变了。
以后，知识分子的命运和道路，全国都差不多相同，我不想多叙述，也不必多叙述。作为一个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我也不埋怨在新社会所得到的遭遇。总之，有启发，也有教训。我只想提到几件亲见的小事，以志不忘。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给我启蒙的舅父，在家乡一所中学任教，与党支部书记意见不合，后被错划为右派，以至连子女也不敢接近，孤独至死。
在1957年，一个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临到午餐休会时候，一位延安时期的著名理论家何思敬忽然起立说：“目前阶级敌人、地主、资产阶级已消灭，是否可以少提阶级斗争或不提阶级斗争？”事隔不几天，“反右”运动展开，何思敬因此便成为他的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的全校“大右派”。隔了两三年。我在路上见到他时，语无伦次，几乎疑心他是精神失常了。
“文化大革命”中，一位颇受人尊重的国学大师蒙文通在四川大学被列为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把他留的胡子一根一根地拔掉，冬天，还要他下河水中去摸鱼，然后发动四周群众高叫“蒙文通浑水摸鱼！”我想，在这情形下，不仅是年老的蒙文通，就是意志坚强的中青年人，也免不掉要回家落泪寻死了。
还有，在我身边的同事冯定，他是从苏联斯大林时代返回中国的理论家，后来被康生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全国性批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群众围集如山，要他出来交代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一个接一个地问，从晨八点钟直到晚饭前，站在门口，动也不能动，一天接一天，他受不了，曾两次服安眠药自杀，被救。后来，到江西鲤鱼洲劳动，我和他睡在同一炕上，只听他在我身边翻来覆去，白天还要他单独去捡猪粪，甚至在大堤上捡人粪，少了还要被骂。回来后在北大校园内的路上，我几乎不能认得他，他也几乎不认得我了。不久，他即卧病去世了。
当然，在大宇宙中，个人生死并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是，人究竟是有感情的动物，你要叫他闭起眼睛，埋着头，做一个冷血动物或一个蚌贝，大概也不可能的。他不哭，不能哭，后人也会为他哭的。
我能说什么呢？比起上述人来，我当然可算是很幸运了。因此，也常常把自己和他人的往事忘记了。
“四人帮”垮台，全国人民又欢欣鼓舞。过去的冤案、错案，基本上得到了纠正。这当然是件大好事。但死者长已矣，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