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都想走。而早年在欧美国家的中国留学生，都想回国服务，果然回来了很多。武大教师就有一个所谓“少壮派”，是周鲠生回国时招聘的，正如北大胡适回国带回大批少壮派一样。但是，两三年后，却是回来的少，出走的多了。有的人，不能到欧美、香港，便选择了台湾作安身地。那时，人们还未想到国民党会落到以台湾为苟延残喘的栖身地。
抗战胜利后仅仅一年多，即第二年，有识者都知道国民党已无法在大陆存在下去了。这又是一次“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实证。友人牟宗三，他既不满意激进的共产党，也不满意腐败的国民党，首先从浙江大学去台湾；友人唐君毅，他既不拥护共产党，也不拥护国民党，他本在南京中央大学，但却和无锡江南大学的钱穆一起，齐奔广州，接着去香港。
唐、钱二君子，在香港的心情是沉重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后来才知，他们在那里最初几年几乎每晚，都睡在一所中学里学生课散后的桌椅上。后来办私立新亚书院，稍有改善，最后加入香港政府官办的中文大学作为文学院。这时，生活才算安定。但他们在那里，不过十几个寒暑，刻苦教学和著作却成绩斐然。
后来，牟宗三也去了香港，他们三人的一生著作，大部分都是在香港孤灯下写成的。现代学人称他们为现代新儒家，这个“新”，恐怕就在于他们的知识范围，古今中外皆精通，这和过去那些只在旧国学圈子内打转的人，大不相同了。这也等于为今后的国学指出一条出路：不开放，不放眼世界，必定无出路。但他们更重要的贡献，恐怕还在于能比较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及其精神，对中华民族、对孔夫子有深切的敬爱，不似一般乡愿式学者左右逢源。因此，宁愿经受艰难困苦，为发扬、保存中国民族精神而贡献一生。这态度，也许仍有不足之处，但他们的精神，却不能不算是民族精神的壮举。
我自从入清华，埋头诵读康德之类人的哲学书之后，我确实不那么恨官僚们了，我不以为他们是坏，而是缺乏知识，所以他们的行为的坏处，也忽略了。同时，也对进步人士，因为他们的常识、知识不够多，认为他们是不足以成大事；一个在知识上有缺陷的人，还远不如一位真正的工人农民。这些观点，很可能有大错误，但我却因此，不肯和上述朋友们一道奔香港，虽然他们也曾问过我是否愿同走。另外，我还看到上海有的朋友，正在热烈欢迎解放；过去早去台湾的朋友，如马宗融等，也在上海即将解放时，匆忙地回到上海，迎接上海解放。
我就这样在武汉迎接解放，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解放的热潮，也使我从书本中解放出来。过去我在极沉闷的时候，也曾想放下书本，到革命根据地去，但究竟是一时念头。所以1949年到来，我还觉得这是革命根据地来接近我、欢迎我了。从革命政府接管武汉大学那一天起，报名参加了接管工作。接管工作完毕后，又参加了在冬季的农村经济普查工作，再后又参加了土地改革。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在乡下，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回校后经“三反”“五反”运动，全国教育大改革和院系调整，从此，我也转到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