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不要认为这是小事。当我看同学们的成就时，也听到另一种声音，还出自老师：“什么！他的文言文都不通，只能写白话文学！”“他，哪能比得上我的那位能分别雅俗的学生！”有一个同学，就因此在学科考试上仅能得60分，刚及格，但不能续领研究生助学金，他还有一家数口寄居在校外农民家中。于是逼得他只好以全国名作家之名去社会上找糊口的职业。另有一位，也是被迫离开清华的。
社会就是在这种曲折中进步。然而，你不进步，社会也会拖着你进步——除非你顽固到底。后来，我也会见过一些相当顽固的人，他们还多半是我们的前辈，他们也知道自己过去错了，但还未到公开认错的地步。只知道他的“春秋大义”，在现在是不能再适用了。
我有一位上海朋友，经沈从文的提议，要他到清华园内去见新月派主将之一Y教授，他果然恭恭敬敬地去见了Y，临到谈毕送出门时，Y对他说：“你有稿子，可给我介绍发表，可有较高的稿费。”这朋友回来，心里很不舒服，很郑重地告诉曹宝华，要他转告Y,“我是一位上海流氓，到处要饭吃。”曹宝华果然把话转到了，那位大教授的回答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就写了好几部小说！”言下之意是“其中有什么好的！”曹又把Y的话转达了我的朋友。现在事隔差不多半个世纪多了，那位新月红人到哪里去了呢？听说他曾在台湾做过某部部长,大概是一生的理想实现了。
再讲一个故事：当曹禺在清华园申请作为中德互换研究生被否决时，他的《雷雨》不仅在上海上演成功，而且在东京上演后也大获成功，受到热烈欢迎。曹禺的一位朋友，写了篇“《雷雨》在东京”的文章在《文学季刊》（似乎是这刊物）上发表，说他在东京看了这剧，不觉眼泪如注。惹得胡适的老乡，一位北大教授写了一文，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他说：好文学作品不一定引起人流泪；引起人流泪的作品，往往是低级作品。这显然不仅是在贬低《雷雨》的价值，而且也在贬低曹禺的朋友的感情。这位朋友当然不服，立即写文回敬。从此这二人展开眼泪文学之战，后又变成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是否是油画之争。
这个争执，本是小之又小的事，但却表现了南北、京海，甚至新旧之争。他们甚至小事也不放松。新月派中有的人自以为有胡适领队，才是真正的新文学，在一个比他们更新的潮流面前，当然不肯认输的。你说你们有很多青年作者，我也培养了一批一批的懂得中外各国语言文学的高才生、天才生。这些青年学者，还算少吗？
两个故事，都出自清华园。新的一代文学家出来，年龄虽幼，但心力却甚壮旺，这的确出乎那些走老路的人的意料。如果说“五四”运动是在狂风急雨下出现的新旧文学与思想的冲突与融合，那么，事隔不过一二十年，却又出现了新的一批更新的文学家、思想家。更新的队伍，并不曾向旧的堡垒（包括一度是新，但已变旧的队伍）发动进攻，但旧的人，却十分敏感，知道所受威胁不小。旧思想，可以利用手中既得的威望与权力，将不中意的青年或新生力量，甚至自己的学生，加以压力打下去，但他却不能抵抗社会上越来越大的进步洪流。清华园文学人才的变化是一扇明窗，由此可以看到全校各单位的情况，不，还可以由此看到整个中国文艺界学术界的全部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