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这书店里住的人，并不都是叛徒。如叶青的弟弟任白戈（解放后任重庆市长），和周扬很好，也住在这里。但是，王宜昌后来参加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和托派王礼锡、严灵峰一起，成了论战的中心人物之一。抗战期间他在成都教中学，并不得志，抗战后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似乎也不得志。解放后，对他则一无所知。解放初期，在批判胡适会上，见到当年社会史论战中心人物之一吕振羽，他说，王宜昌乃是托派。这解除了我平日的疑问，不久，王宜昌通过劳改农场组织，给我一信，说他从《光明日报》知道我在北大，要我赠寄一部两卷本马恩选集和一部《资本论》，以便作研究。我通过组织寄去，以后便无消息。
人，常以为自己在支配命运，规定自己前途，实际，也常是命运支配了自己。一个可爱的朋友，尊敬的朋友，忽然走了歪路，或走入险境，这是不能不令人叹息的。然而从整个人类讲，要是人人皆得满意，皆如愿以偿，怕是只有在理想的社会才可能。在正当的道途上，对于成功的人，给以尊敬，这是应该的；对于失败的人，不给以尊敬，也可能是应该的。但对那些无可奈何地失败的人，我们也不得不予以同情。人，究竟只是一个人，谁愿自觉地离开好人？
在革命低潮时期，我得承认我也没有赶上时代。我算是一帆风顺，考入了北京的清华大学哲学系读书。我误以为素来敬重的李石岑，忽然从尼采、佛学转到了辩证法唯物论，这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于是在上海《大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驳斥他。我还以为我仍是在江津的中学生时代，在和友人江庆禄展开争辩，劝他与其搞理论不彻底，还不如直接到江西根据地去干革命。我忘记这是在革命低潮时代，这文章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后来张东荪编《辩证唯物论论战》一书，要收进我这篇文章，我不能不婉辞谢绝了。
我在清华大学五年的时间（包括研究院），正逢日本在华北的侵略，从“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事变前夕。但我个人的生活，却是十分艰苦的。同我从成都到北京的同伴是王光祥，他是仅靠小说家李劼人赠款的200元才得成行的；我则只靠父亲仅有的存款，也是200元动身的。幸好我们两人都经考试转入清华三年级，学校远离城区，平时每月伙食不过六七元，所以200元也度过了不短的时间，然而用完便不能不另想办法了。我得感谢那时北京《晨报》副刊的编辑瞿冰森，他让我和同学李长之等人随时在他的副刊上发表长短不拘的文章，稿费每千字一或二元不等，每月至少有一二十元的收入。这在穷学生看来，已是很大帮助了，可无腹胃之忧了。
然而也未必是好事。我拼命读书，也拼命写文章。这使我改变生活，也改变了一些观点。那时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在国内大学中，可算藏书最多，借阅也最方便的。学生和教师，同样可以随便进入书库，学生只要在进口处放下学生证，即可在书库内窗子处选择一小书桌，然后在书架上取一堆书坐下静静地阅读。书库内备有充足的茶水，你若带着食物，还可在午晚饭闭库时不出来，直到夜晚十时才回宿舍。你要借出书，就是在夜晚十时，也可在书卡片上签下学号，交给值班人，就拿出图书馆。这对读者太方便了。图书馆也很少发现丢失书的事。过去的清华大学就靠这点，养成学生自己会读书，会自己找书读的习惯。但也往往令人忘去实际社会，忘去远大理想。凡有远大理想的人，也往往舍之无遗恨地离去。这是有个性的时代。社会也还让有个性的人能存在下去。我有一位江津县同乡吴芳吉，他比我早十几年入清华留美班学习，为了替人抱不平，竟昂然抛弃留美机会而去社会上流浪，这当然是很不幸了。但他那巍然雄厚的诗词留在人民中，却远远地补足了他的损失。以后在革命低潮时代，清华同学中远走延安的人，也不落在其他大学同学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