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亲历的二十世纪(5)

这种令举国举省震惊的镇压,不仅在成都如此,而且在全国很多大小城市,也都有同样现象。人民都要求真理,自由、进步,但带来的结果却是这么凄惨,还有什么公道?

在这些年代里,我还是抱着五十年共产主义、五百年无政府主义的想法,在成都大学预科两年,本科两年,我很想专学哲学,但没有适当老师,也无适当朋友,更无充足的书籍。平时也关心社会大事,免不得要写写文章。在那时,成都报纸也想学北京、上海的报纸,一定要有各种副刊撑场面,文学家李劼人、《上海妇女》杂志进步编辑陈竹影,曾为他们出过大力,他们也主动找学生们替他们出力,我和几位来自川南师范的同学,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在成都几种报纸上,办了两三个每周一次的专刊,其中引人注意的是在《九五日报》上的《彼哦哦》周刊,因为刊物常联系实际,批判学校中社会中具体事件,当然都与革命势力有关。主要负责人是王宜昌和我。王宜昌的精力充沛,往往一夜写成万字左右的文章,或登载在刊物上,或在晨间贴在学校墙壁上,让同学在早餐时拿着饭碗边吃边看。学校当局看了这些文章,似乎左右为难,要责学生,不行,要责自己或周围的人,也不行。只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当然要算是比较开明的态度了。

但是,久了,国民党鞭子越来越长,也打到成都来了。校长张澜是爱护学生的,但不得不亲自出面,把我和王宜昌等人,一个一个地叫到办公室训话,要我们认错。他听我说:“说话总要凭良心。”急忙插口:“你们年轻人不用谈什么良心!”我也赶紧争辩:“我们就是要学凭良心。现在大人物做事说话,不凭良心的,还多得很呢!”校长沉默了。隔一会儿,然后缓声地说:“我要是把你和王宜昌提到校务会上,没有一个人不主张开除你们。”我听了,也沉默了。知道其中还有文章。幸好侧边一位训导主任,知道双方都表明了态度,叫我回宿舍去多想想,就收场了。

第二天学校布告栏出现一张布告,说王宜昌、周辅成等在报纸上散布荒谬言论,伤及学校,毁损校誉,着王宜昌、周辅成各记大过两次,其余如关敏贤(白晖)、王光祥(介平)各记小过一次。

回宿舍后,我就收拾书籍行李,准备考试完毕就走。后来发现王宜昌也在这样做,其余两同学,见我们如此,也在想法离开。从此,我们四人,都先后离开成都,或到北京,或到上海、南京。各凭命运与努力,走上征途。

然而时代毕竟不是个人可以转移的。有时会说“东方不亮西方亮”,但有时也不能不说:“天下乌鸦一般黑。”王宜昌只身到了上海,无依无靠,只好住进四川老乡叶青(原名任卓宣,曾任中共《中国青年》主编,后在湖南叛党)办的辛垦书店,平日只靠卖文为生。据我所知,他在成都时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学校附近墙壁上出现的用红白粉笔写的革命口号标语,一看就知是他的手笔。然而他在上海住进了叛徒的书店,这也是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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