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辛亥革命那一年。自从鸦片战争可耻地失败后，中国人民便开始明白，当时的腐败专制制度如果不被推翻，便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所以此后太平天国以及维新运动，便接踵而至，人们心目中的理想并不高，无非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英国的两院议会制，国家仍存君主，但交出军权与政权。而当时中国的专制君主，却连这点也坚决反对，以至于后来人民不得不以废除君主专制为目的。
经过艰苦斗争，专制君主终于在1911年10月放弃王位，承认民选制度了，史称“辛亥革命”。我适逢这一年来到人间，也是一种幸运。
我生长在四川一个县（江津）的农村（李市镇）。家离村镇还有五里路。当时祖父还在世，曾中过举人，是一位家道中落、有十余亩田的穷地主，家中有三子二女，长子就是我父亲。他靠十余亩薄田维持五六口之家，料想是十分困难的。幸好我父亲因年长，还受了几年的“子曰店”（专读经书）教育。因此，听见北京发生了辛亥革命，不久又听到不仅各地自发办起“新学校”，各省还办高等大学校，而且是公费。于是，我父亲便和附近若干“子曰店”的同学商议如何离乡求学。当然，这也是他们认为千载难逢的最理想的机会。
当时，我父亲只想能去省会成都的政法学校，就已经算很不错了。因为他还有家室之累，也正是我出生不久之时。在我之上还有一位早出世两三年的哥哥。那时，读书人并不多，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到成都经过考试后都被录取了。他们对辛亥革命抱着良好的理想，以为从此就会天下太平了。
谁知，道路是曲折的。父亲本以为：在离开政法学校后若不能在政治上实现自己的抱负，起码也能衣锦还乡，至少在县内可以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才了。然而，到他大学毕业后，时代又变化了。中国废除了专制，迎来了军阀混战，北洋政府和各省政府各自为政，读书人能起什么作用？若不依靠军阀或土豪劣绅，任你有天大的才能也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父亲回乡时，知道乡镇不能用他，他也不想留在乡镇，就只能去县城内找工作。工作找到了，是在县政府当小职员。但是，家人只能住在一间小学的破烂房里，每月薪水是“两吊钱”（相当于十块银元）。靠这点钱维持一个四口之家是十分困难的，他就靠为人写对联和扇子得点收入补家用。
平常，只要公事完了，父亲便和县城里的一些知识分子（有官员、教员、地方绅士等）聚在几家茶馆内，从国内大事、省内大事、县内大事，一直谈到各家内大事，各陈其辞，有时甚至辩论得耳红面赤。久了，由于利害关系，大家也分成党派，什么施派、邓派、廖派，层出不穷。我的父亲夹在其中往往不知所从。
那些派别的头头都是县城内有钱有势的要人，每月几乎都要大开宴席几次，我父亲也常被人邀请，每次总为家人带回几个糖包子，让我们也欢喜一下。但是，他没有钱作“回请”,因此，只能作“附庸”，因之不能挤进他们的核心。久了，他也厌烦了，好容易在重庆教育机关找到一个“录事”职务，抄抄写写，还管卷宗档案。几年后，父亲才升任科员，月薪有40元左右，这对他来说算是幸运了。后来，我亦因此能有机会进中学，也是一件幸事。但是，当时父亲还不能把家迁到大城市——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