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周五，我们都准备好迎接城市卫生检查。但有一回星期四，一个检察员趁我们没注意的时候进来了。他们量了量鸟巷到肉铺的距离，说大众市场违反了《洗手条例》。之后，每次我们跨过想象中分隔牛肉区和禽类区的界限时，都必须要洗手。最终，司徒金算出来了每个屠夫要花在洗手上的时间，他把条例撕了下去，大骂这是冒牌法律。但是检查员很快又回来了，这次，他们关闭了市场。
于是，司徒金让我到各地去做工，来还欠他的债。两个冬天我都在广场给人擦鞋，发现那里大白天妓女也敢像晚上一样拉客。在钟家地窖里的手工洗衣房，我费力地搓掉客人衣服上的污迹，浆过的衬衣足够装备毛泽东“百花运动”中的军队。汗水咸得刺人，整天盯着各种颜色看，直看得我眼睛生疼。
最糟糕的是唐人街旅游餐厅的地下厨房。每个厨房都白晃晃的，热气腾腾，挤得只能容下个拳头。跟火打交道的人毫无耐心，比日本皇军还恐怖。我在大洋宫炸薯条和鸡翅的七个月里，没有一个晚上不是在大厨敲着菜刀把每个人的娘都骂一遍的叫骂中度过的。
油锅里烈焰腾腾，菜刀剁得山响，灶里火让人也燥得冒火。
多少场锅铲大战仅仅是因为剥坏了几个蒜瓣、洋葱片或者芹菜块切得太厚而爆发的。大师傅的脾气像算盘上做的加法，层层升级。我学会了数他额头上热得冒出来的汗珠，看他太阳穴上爆得像食指一样粗的血管。后来，我学会了熟练地用肩膀抵住他鼓起来的胸脯，用胳膊肘猛击他的颈动脉，给他只留下一口喘气的力气。
后来我又被送到了“喜洋洋”去学厨。我像摆弄女人的耳垂一样细致地剥好洋葱，把馄饨包成贝壳的的样子。我在搅拌着肉汤，从汤里把骨头渣子挑出来。切菜的时候，我把蔬菜按形状和大小摆好，这样就可以先把菜根焯一下，再和叶子一起炒。我剥好洋葱和大蒜，把小葱切成细丝。我的胡萝卜切得很薄，薄得边儿都会卷起来。切出的藕片和萝卜片几乎是透明的，透过它们都能看到农历日历。但在我所有的感官中，训练得最好的是听觉，我最害怕的声音就是钢刀剁到肉里那“噗”的一声。
我干的最后一个份工是在费尔蒙德餐厅。我发现我喜欢在厨房外面做事：在大理石楼梯上拖地，给上了蜡的黄铜镶花地板做抛光，脑子里什么也不想。晚上铺床的时候，床铺还是湿乎乎的，带着香味和温度，我幻想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我不再因为照进窗来的一丝光亮而感到安慰，也不再感激夜晚的保护；我觉得自己像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只蝙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