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站山普森先生虽然成功地让群众安静下来，阿吕的恐惧依然无法消除。他以为是另一个诡计。在谩骂的群众夹道之下走过街道时，阿吕真的是既害怕武装的护卫，也怕那些叫喊的人，还有些人大胆地丢石头或是泥巴。他也相信工厂那高高的木板墙—新到他都还可以闻到原木的味道—不是为了保护他以及其他中国人，而是建来防止他们逃走的。
那天在车站，我根本没想到会跟其中一个支那佬那么熟，或是他会永远改变了我的生命。同样的，我十岁父亲失去工厂时，我也不知道他的破产会让我满足衷心的愿望，甚至带来了我的救赎。
我最早的记忆是躲在餐桌下面，母亲正在教大我两岁的菲比字母。母亲答应我的请求让我一起上课的那一天我好快乐。但是每天早上半个小时的课程并不能满足我，只是让我求知欲更加强烈。
我请母亲让我到我们去市场路上经过的那家学校注册上学，她说，“你父亲薪水的每一分钱都有一定的用处。而且，你要学习在家里帮忙。”
在母亲的教导之下，菲比做的果酱有如琥珀一般灿烂，她做的刺绣小品美得无与伦比。比我小四岁的辛西亚烘烤的小面包蓬松又层次分明。我则连一杯牛奶都不会热，也无法做出一条传统图型的拼花棉被。
母亲一面刷洗另一个被我烤焦的平底锅，或是把我的针线成品丢到她的碎布篮，一面紧闭双唇，就像是她的手提袋收口那么紧。“芬妮，你不爱耶稣。否则，你就会更努力一点。”
我羞愧地涨红了脸，我会低下头请求母亲原谅。她示范的时候我会更仔细地聆听和观看，但是我编织的袜子依然在应该宽的地方太窄，我做的面包也发不起来。直到父亲把客厅改成有一名工人的小型缎子工厂，我才真正能够帮忙，因为我计算起原料的成本和积欠的工资与可能的利润之间的比较比父亲都来得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