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法庭上出现了一阵骚动，一名检察官晕了过去。我们都看到了这紧张的一幕，我费力地穿过人群走到座位边，把我的编织物塞进包里，又从座位走到法官面前。我告诉法官我是一名医生，然后跪在这名穿着整齐西装和高跟鞋的女人边上，她的膝盖弯曲到了一边，看起来很不舒服的样子，于是我把她的腿轻轻抚平。律师们都站在一旁手足无措，有人打了911急救电话。她猛然间恢复了知觉，挣扎着坐了起来，脸上稍带着困惑，她舞动着金色直发回到她的位置。我声称“我是拉帕波特医生”，仿佛是在告诉自己我有权力来负责。
我如何解释这一情况？一个女人晕倒了，虽然我的急救技能非常有限，但我仍然愿意承担责任。然而，几分钟之前，我却还在犹豫要不要接受确定一个父亲谋杀自己孩子的罪名是否成立的这个艰巨任务。在等待救护车时，当我把住这个检察官的脉搏，安慰她她很安全--有我在，她是安全的--的时候，我是怎么样转移我的权力的？也许，这是一种判决，或者是从以证据衡量一个父亲是否杀死一个无助孩子中死里逃生。相比于追究责任，照顾他人和保护生命让我更为安心。
几天后，我穿越一片巨大的日本红枫树林和一个四季变化的花园，从我的个人治疗师家的后门踏入了约翰逊医生的家庭办公室。我熟悉她家花园植物的四季转变，从光秃秃的水仙花到淡粉色的牡丹再到九月忧郁的紫色尖顶附子花。十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接受她的这些每周疗程，它们对我来说已经是很自然的，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从高中开始，除了在大学和医学院期间有过短暂的中止之外，治疗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和心理分析师约翰逊医生的交情始于我实习的第一年，并一直随着我的家庭成长而继续增长。当我离家去会诊时，我的女儿丽拉总是怀疑地看着我，摇摇头问道：“你的治疗难道就不会结束吗？”
约翰逊医生的小办公室里塞满了书籍和杂志，像《释梦》、《心理分析季刊》、《热锅上的家庭》，等等。在房间的一侧摆放了一张棕皮治疗床（但我从来没有用过它，因为我不太愿意躺在床上），旁边是一把坚固的摇椅。
约翰逊医生有着松弛的皮肤，瘦削的手腕，总是整齐地穿着一件紧身针织羊毛衫和一双棕色带扣平跟鞋。通常她会先开始问我房间是否足够温暖，然后她在她那张从来都一动不动的摇椅上坐下，敏锐地听着我说话，她总是以一种惊人的冷淡来接近我。在十二月的假期来临前的这次治疗中，我告诉她我正在为计划去哥斯达黎加旅行而十分激动，我们在海滩上租了房子，还要去远足。而且，佐伊的七岁生日就要到了，我计划要在那儿为她举办一个有粉红色横幅和蛋糕的生日派对。我告诉她当我们全家一起外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时，我们会变得更加亲近，这些历险会拉近我们彼此间的距离，然后我突然用一种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的声音脱口而出道：“我是多么希望能和我的母亲一起去旅游，多么希望去认识和了解她，多么希望能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人。”
约翰逊医生看着我，随口问道：“对于你母亲的离开，你感到愤怒吗？”
我很快就否认了，仿佛我对母亲感到愤怒就是背叛了她一样。对我来说，我更容易视母亲为一个受害者。母亲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我并不想迁怒于她--我更习惯于迁怒我那尚在人世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