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BP机突然响了，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我看都没看一眼就把它放在一边，打算在疗程结束之后再去回复它。
约翰逊医生又重新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我们继续探讨看待一个人的好与坏的需要。我们谈论青少年是如何认识到童年时他们视为全能的父母实际上也是有缺陷、有可能犯错的，这一观点也让我们对自己更加宽容。没有纯粹的爱与恨，对于那些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人，我们只是摇摆在爱与恨两种情感之间。她指出，我的困惑，也就是我对母亲的忠贞、我对她的亲近，可能都会转移。父亲为了争夺对我的抚养权打过两次官司，一次是在我两岁时和我的母亲，另一次是在我读七年级时和我的继母。尽管他有时也是软弱无能的，但他一直在我们身边，而我的母亲则早就已经不在了，即使我恨得想去杀她也根本不可能。
约翰逊医生接着说，如果在青春期父母双方都健在，那么，青少年可能会为父母的缺点感到失望。他们可能会排斥他们的父母，但以后又会重新认同他们并不完美的父母。我的BP机又响了起来，这一次我看了一眼--号码的末尾是911，这是青少年健康中心工作人员用的一个代码，是我的孩子们用来通知我立即回复的信号。意识到信号来自科里学校的护士，那一刻我简直不能呼吸，到处摸索我的电话。
护士的声音细小而平静：“课间的时候，科里想去接一个球，结果从讲台上摔下来了，摔破了额头。”她安慰我说只是很小的一个伤口，不过需要缝针。我闭上双眼，祈祷科里平安，接着告诉约翰逊医生科里受了伤。匆忙离开治疗室之后，我一路奔跑，三步并作两步上楼梯，内心无比焦急，但同时，我又很庆幸我不需要重新安排我的病人就可以去陪在儿子的身边，而且，能够不用继续批评母亲也让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我担心科里头部可能会有血肿，头骨内有一丁点儿血块都可能压迫他的大脑，导致癫痫发作。我知道可能是我之前儿科实习遗留下来的做最坏打算的习惯以及我对于自己之前突然遭受损失的经历的灾难化滋生了这种恐惧。尽管如此，我还是跑下楼走到学校的煤渣走廊，在门前停了片刻来定神。校长在和科里谈话，他的体型看上去和学生坐的小椅子极不相称。护士在努力用灯光照进科里的眼睛。我不安地问他们，他的瞳孔对灯光的反应是否都是一样的，他们看着我的样子仿佛是在看外星人。我把科里抱在怀里，他开始哭了起来。
上车的路上，我握住科里的手祈祷他平安。我们抵达儿童医院的时候，我的丈夫科林在急诊室门口迎接我们。外科医生缝住了伤口，安慰我们科里并没有失去意识，而且他的淤伤范围很小，也并不严重，所以并不需要进行CT扫描。
晚上我们一起回家时，科里就像一个受伤的战士，在麻醉枪和缝合之后幸存下来。他在瑟瑟发抖，意识到他面对意外事故不堪一击；虽然他是一个比较谨慎的男孩，但这是他遭遇的第二次需要缝合伤口的事故了。科林做了科里最喜欢的晚餐，烤汉堡包和意大利面。佐伊对科里蒙上绷带的眼睛非常好奇，哄着他给她看伤口。丽拉保护性地搂着她的兄弟，在他的脸上轻轻一吻，深情地说：“可怜的兄弟，噢。”当我起身想和佐伊出去快跑一圈时，科里悄悄地对我说：“不要离开我。”我紧紧地搂住了他。无疑，活着的父母有时候会离开，我们离开家去工作，我们走神和暴躁的时候会离开，但我们总是会回来。自然而然的，约翰逊医生的话又浮现在我脑海中。我对母亲大发雷霆，在心里问她为什么不反抗她的愤怒，这样我就不需要跟自己的愤怒作斗争，不需要感到害怕。为什么她就不能管住自己的恐惧呢？这样至少在我们需要用911紧急呼叫她的时候她可以及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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