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大概十四岁的时候，父亲终于告诉了我一个真相，母亲自杀身亡的前两年里就曾企图自杀过。实际上，在我们自己从图书馆收集的缩微胶片中，我和姐姐就已经发现了这个事实。在《美国记录》中，我们找到了一张母亲的照片，照片上的母亲看上去要比她那张肖像照年轻得多。她在脖子上随意系了一条运动型丝巾，鼻翼微微上翘，显得精神十足。文章的标题是：服下三大把安眠药。
文章中还附了一张父亲的照片，照片中的父亲，浓密的头发梳到了一边，戴着一副老式的牛角框眼镜，穿着深色西服上衣，里面套着一件纤尘不染的白衬衫。“送妻子去医院之后”，这是照片旁边的文字说明，正好与父亲那阴沉的表情相衬。
母亲在自杀未遂之后找过心理医生寻求治疗。当时，心理医生与病人谈论的还是神经官能症，这是现在的心理医生已经很少使用的一个术语。现在的一些热门电影，比如《三面夏娃》和《壮美的草原》等，都美化了精神分析的作用，尤其是精神分析师阐释孩童时代就存在的心理冲突和缓解焦虑的能力。在母亲的日记中，她说心理治疗所付出的努力是“毫无裨益的……医生把我弄得团团转，而当我走出医生的办公室时，我的困惑甚至比进来之前更多”。她吝于敞开心扉袒露“轰然而至的陌生情感……隐藏于灵魂深处的最可怕的秘密”--她对丈夫之外的另一个人的隐秘欲望。用她的话来说，心理治疗仅仅是“付钱与某个人进行深入交谈”。母亲接受的治疗，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她的自我指责观念，发掘了她内在欲望的意义，却为日后的灾难埋下了隐患，但事后的聪明毫无意义。从心理治疗中，她甚至可能找到了一条从原有婚姻中撤退而保证“不让孩子们被抢走”的战略性道路。
我常常在想，时至今日，如果母亲还活着，她一定非常理解我的选择。我在想，母亲如果看着我长大成人并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尽到母亲的职责，直到不得不与孩子们分离，她会是什么感觉。作为一个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家，就是母亲所说的那类“必须付钱的听众”，我也常常“把人搞得团团转”，试图以此来驾驭患者因难以承受的损失所造成的痛苦，坚定他们继续前行的决心，并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并不是在独自忍受悲伤。
为什么母亲选择了一条不归路？我的记忆不能给我提供任何答案，不仅如此，我还对父亲的一面之词有所怀疑。作为一个精神病医生，我精心做好了充分准备，希望去理解母亲的行为。在《自杀剖析》一书中，临床研究者莱斯顿·黑文斯写道，自杀是“在由各种情况构成的相互依存的网络中产生的最终通道，而不是由孤立的原因以及单一的时间和地点碰撞出的情节所导致的”。活着的人应该将自杀看待为自杀者宣布免除生者之罪或谴责生者的一种方式。我意识到真相早已跟随死者一起被埋葬，而那些问题将永远挥之不去，因此我曾试图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叙述方式，去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情。
